鲁迅为何推崇巴别尔|巴别尔

　　卡夫卡曾说，只有山峰才能看见山峰，互相之间可以致意。所以我想鲁迅先生当初正是看到了巴别尔及其小说的独特价值，才如此推介引进到中国的。他们对现实苦难、人性善恶、存在境遇等的共同关注，对文体、语言、画面场景的探索与实践，都在隐秘之处暗暗地合流。我们会铭记鲁迅、铭记巴别尔，铭记他们带给我们有关文学的、历史的、生命的、人性的多重震撼和奇迹！
　　本刊曾于2012年第4期刊登夏夜清撰写的《我爱巴别尔》，读者可以对读，加深了解。
　　谈及伊萨克·巴别尔，在中国恐怕会有很多人感到陌生，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虽曾名扬世界，但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捕杀害，其人其文的光彩也便随之隐没，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了。然而，作为俄国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得到了高尔基、爱伦堡、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布莱希特、海明威、博尔赫斯等众多世界级优秀作家的推崇和赞赏。《欧洲人》杂志评选世界百名最佳小说家巴别尔位列第一名，他的短篇杰作《盐》是博尔赫斯珍爱的作品。随着苏联文学的解冻，其代表作《骑兵军》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西方广为流传。当今欧美学界，众多的研究者和作家对巴别尔的喜爱与日俱增，这方面的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巴别尔学”日益成为学界热点，甚至成为一门“显学”。而在中国，巴别尔则一直不温不火，不似高尔基、海明威等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在中国，鲁迅是最早推介巴别尔及其作品的人。1930年6月9日在《致李霁野》的信中，鲁迅提到自己曾读过巴别尔的自传；1933年，鲁迅在编译“同路人”短篇集《竖琴》的后记中曾提到巴别尔，说他是一名“有着世界的声名”的作家，并称其小说是世界级小说。事实上，通过鲁迅的藏书我们可判断出他是读过日译本巴别尔小说的。巴别尔的中国之旅就这样在鲁迅这儿起航。不久之后，周扬第一个翻译了巴别尔短篇小说《路》，并将其收录到同名小说集中，经过鲁迅、周扬等人的介绍和评价，巴别尔才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知晓和关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以其巅峰性的文学造诣影响着数代学人和作家，他对小说、绘画、雕塑等艺术更有着独到的眼光和非常高的鉴赏力，很多收藏和预见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淘洗褪去俗世的浮华和尘埃，逐渐显现出其真正的魅力和价值。巴别尔的小说应该算是其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神异的寻在”。在本文中，我想做的就是试图找出鲁迅喜欢推崇其创作的缘由，同时，在两人的思想观念、艺术探求、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参照对比中，分析出其共同的艺术指向和精神之流。现在很难推断是巴别尔蕴蓄着巨大能量的文本还是其特异的艺术形式和技巧更吸引鲁迅，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冷酷与温情并存的真实图景
　　1920年，26岁的巴别尔在高尔基“到人间去”的召唤下，以战地记者基里尔·柳托夫的身份随布琼尼统率的苏联红军第一骑兵进攻波兰，历时三个月的战争使巴别尔目击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惨烈的大规模骑兵会战。根据这次征战的特殊经历和体验，他创作了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
　　这本小说集由36个短篇小说组成，主要讲述的就是1920年的苏维埃红军中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战事，其中的人名、地名等在他的日记中都真实存在。这种惨烈逼真的、讲述式的战争描写，带给每个尚存温度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鲁迅当年看到这样的文字恐怕也是深受触动吧。这本书把“生与死，血与痛，勇敢与蛮横，仇恨与残忍，信仰与迷狂，卑鄙与聪明，善良与软弱审美化，把人性中最野蛮的与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写得如此精练和正当正常，如此令人目瞪口呆，如此难以置信却又难以不信，这是很不寻常的”。（王蒙，《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读书》，2005年3月）的确，这是一本将文明与暴力、生存与死亡、人性的善恶美丑通通揭示出来的书，也是一部充满野性和暴力、具有兽性生命力的哥萨克骑兵的历史。他们一方面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又个个视死如归，一诺千金，对战马和战友有深厚的感情。生命的激烈与飞扬在血染的笔墨中浓重书写出来。
　　当鲁迅观察中国人时，用博大的心灵感受着外部世界时，他为中国及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人们的 “沉默”而感到震痛。在中国“人+畜生性”和外国“人+兽性”的对比中，在《骑兵军》的哥萨克书写中，鲁迅无疑是极力推崇、并希望中国人也可以充满生命的活力和热力，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喷薄而出的那种对原始生命强力的热切呼唤。在“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的生存选择中，鲁迅想要开拓的正是前者这样一条民族奋起之路，麻木愚昧的国人和充满“僵尸的乐观”的中国书里缺乏的也是这样生命的温度。在巴比尔的哥萨克叙述中，在鲜明的对比下，鲁迅内心的隐痛和想要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注入蛮人血液的渴望愈加强烈。
　　巴别尔在高度浓缩的笔致中，展现出复杂战争背后的政治、文化、种族和人性的纠葛。鲁迅早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对有刚性、有力度的作家作品进行推崇，如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相比之下，巴别尔以高度浓缩的语言蕴含着战争、人性的巨大强度和张力，更是鲁迅所推崇的。“鲁迅特别关注一个个体的人在社会变革中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时中国也正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民国的建立，国民党的倾倒，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争以及日本的入侵，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背景下，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鲁迅没有像胡适那样思考国家应该是什么方向，社会结构是什么样，鲁迅没有想这些问题，更多考虑的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怎么样表现。这是他翻译大量西方小说对他自己的一个影响”。（《孙郁谈鲁迅的知识结构》，新浪“网上大讲堂”实录，2007年6月4日）
　　巴别尔在冷酷的不动声色的笔调中，巧妙地将多重因素无痕迹地糅合在一起，像结晶的“盐”抑或是打磨过的钻石。“中国的小说家除鲁迅外，没有谁能像巴别尔那样折射出如此丰富的内涵”。（孙郁，《寻找精神的出路——??哥萨克的末日??北京发布会发言纪要》，《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年8月）
　　巴别尔的冷酷在于能够将死亡、野蛮、残忍那么自然地嵌入美好当中，战争和历史的风云变幻，人性的黑暗与光辉尖锐同时呈现。在《路》这篇小说里，一对新婚犹太教师夫妇在火车上谈论教学法，一切显得那么平静和谐，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人惊愕，搜查火车的人拔枪而出，朝男教师开了一枪，并把其生殖器塞进妻子的嘴里。在读者极大的震撼和不安之中，巴别尔平静地叙述着，仿佛高高在上地俯视人间的一切。但事实上，作为一名犹太人，面对着被屠杀的同胞和目睹屠杀的自己，他何尝不为自己的种族流泪，内心巨大的隐痛，温情的关切，被掩藏在了文本最深处，和海明威明确按照“冰山理论”创作的小说相比，巴别尔小说的内蕴更深、更难捉摸和把控，这也便是其文本复杂性、多义性的所在。鲁迅也是这样用自己的笔书写着民族的血泪史，国民的劣根性、人性的顽疾，死生的纠缠。若不是深藏有“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地方去”的慈爱悲悯之心，不是有着对人间的大爱，他又怎会小到一只兔子的死活都关切至深，怎会不肯过悠闲生活而陷自己于“千夫指”中？“巴别尔的创作尤为显示了悲怆的人间苦楚”， 能表现人性的奇妙，“那里包容的内涵用世俗的语言是不能穷尽的。作者没有任何的炫耀和表演自我，他沉落在一个黑色的世界里，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骑兵军》写人兽之界，美丑之别，通通包含着血色，那也自然让人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人被吃的时候，同时也在吃人。在罪恶感的昭示下直对苍天，那心里是流着鲜血吧？中国的作家只有鲁迅显露出巴别尔的智慧，他甚至也不亚于博尔赫斯，因为其文本中已有了足够多的精神之谜，其玄学的成分足以与智性游戏者相对抗”。（孙郁，《写作的姿态》，《文艺研究》，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