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责任 作家的责任与使命

　　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今年3月出了临时增刊号，百位作家撰文或接受采访从各个角度谈大地震之后的日本，他们要向下一代传递“3·11”大地震的教训。　　作家五木宽之在访谈中说到一个观点：“3·11”对日本来说等于是第二次战败。三陆海岸被海啸侵袭所留下的残迹和当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惨状相似，但是第一战败时的状况是“国破山河在”，而在“3·11”大灾难后则是“国在山河破”。第一次战败，日本限于无政府状态，警察请黑帮维持秩序，国家权力不复存在，而“3·11”之后，日本的国家政权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救援活动、除污、灾区复兴却步履维艰。战后60年，国家权力机构逐渐庞大，政府和民众之间却拉开距离，渐行渐远。五木宽之还认为，“山河破”中的“山河”其实也包括民众，几十年来，日本的国民分化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A级国民，其他的为B级国民，这部分人为大多数，民众已经限于虚无主义，他们看不见，未来。
　　大灾难发生之后，日本许多作家和五木宽之一样针砭时弊，批评政府，探讨变革之路。作家们从震灾想到日本的变革，作家村上龙在文中谈到，日本不只是陷入“失去的10年”，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已经开始走经济下坡路了，算起来是“失去的25年”，现在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核电事故已经敲响了警钟，日本首先要改变的是能源政策。
　　一年来，日本的作家们出了不少记录、反思大灾难的书，最近笔者读了作家池泽夏树的《不恨春天》一书，这本书以杂记的形式记录了作家对灾难的思考：灾民的心境、政治在灾区复兴中能起到怎样的作用、灾难后日本社会的变化等。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作家采访了在地震海啸中失去母亲的友人，没有录音，没有做笔记，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对方，力图分担对方的苦痛，同时作家思考着：人被悲剧所袭击时，该怎样才能平复心灵之痛?
　　“3·11”大地震后几天，作家村上龙即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撰文《什么都失去了，但是日本人唯一找回的是希望》，鼓励人们不要为灾难所压倒，要奋起。4月，作家岛田雅彦在网上开设了“复兴书店”，在这个网络书店作家们签名售书，销售款赠送灾区，参与这一活动的作家们达到150多名，这一活动持续到2011年底，卖书款400多万日元用于支援灾区。
　　“3·11”带来的核电灾难让作家们的内心受到最大的震动。2011年6月，作家村上春树在西班牙巴塞罗纳接受了表彰他在人文科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的“加泰隆尼亚国际奖”。村上春树在颁奖仪式上发表的题为《非现实梦想家》的演讲中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重大事故是日本在广岛、长崎受到原子弹打击后所蒙受的又一核灾难。日本人应该对核电站继续说不，应该从国家层面来推进有效能源的开发，以取代核电站，而不应只是简单地重视效率。另一位作家大江健三郎今年3月16日参加在巴黎开幕的“第32届巴黎国际书展”，参加了以文学与灾害为主题的研讨会。大江就福岛核事故强调：“不破坏下一代的生存环境是最根本的伦理道德。全世界的人在讨论核电的未来，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核电最终会消失。”
　　与装模作样去灾区视察的议员们相比，日本作家们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凸显。一些议员到灾区视察只是“作秀”，以瓦砾为背景拍几张照片，然后放在自己的博客上就算完事，没做什么实事。相比之下，作家确实在履行“担道义”的职责。
　　真正的作家从来不会停止思考，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更不会有为无聊时事斗嘴的空闲。在大灾难之后，日本作家以独立人格向社会提供先锋思想，深度思考，展示高贵的灵魂。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执著地爱书，从书中找寻生命的源泉。
　　推荐者说
　　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有些话，连公共知识分子都不说，那我们的社会就真的要逾越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