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难封:李广难封的主客观原因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飞将军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而失道，遂引刀自刭。一代名将最终引决自裁的命运足够震撼人心，而“李广难封”也就此成为一个再也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但是，在陷入情感震动的同时，求真的史心也驱使学者们追问李广终未封侯的历史原因。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李广本人。或许是汉代崇信占侯的风气使然，更或许是对自己长久以来陷入难封境遇的不解，迫切想要知道原因所在的李广向一位叫做王朔的望气者寻求答案：“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王朔的回答是：“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按李广曾于任陇西守期间，一日而杀羌人降者八百余人。望气之言固不足信，而杀降虽涉及道德因素，却终究归于命数果报之说，自不被史家所采。
　　现代学者有论证李广因军功不够而不得封侯者，并对封侯战功的标准进行了推测。其实在上引之文中，李广已言及自己“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然史家真正想追问的并不是死去的史实和一个无可争辩的客观军功标准，而是从根本上导致李广无功以封侯的历史原因。但太史公却在一开始，就赋予这种追问以文学的面貌；而《史记》也以史学巨著的身份，宣告了“李广难封”这一文学命题的诞生。
　　一、名将遭遇与时代悲剧的文学呈现
　　李广少年时便以勇猛善射成名中国，匈奴亦称其为“汉之飞将军”，本传有云：“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太史公借公孙昆邪之口道出：“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而文中所记李广以百骑却匈奴数千骑、被匈奴生得却脱还、射箭没人石中等事，更增李广之不同寻常。不仅如此，太史公还插入程不识小传以与李广对比，写李广“行无部伍行陈，……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而程不识则“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两相对比，极力突出李广简易、不循绳墨，并直陈程不识“为人廉，谨于文法”。正是李广的气与勇，赋予他巨大的声名。但汉文帝却对李广下了这样的论断：“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文帝一语成谶，李广终身都被笼罩于不封不遇的命运中而无法逃脱。
　　虽然李广历文帝、景帝及武帝三朝，但有论者因文帝之言指其不能任贤。《旧唐书·魏元忠传》载魏元忠上封事书，谓文帝“不知李广之才而不能用之，……反叹其生不逢时。”钱锺书先生论《李将军列传》时，亦多举以文帝语“为口实而嗤文帝者”。但姚苎田于此评道：
　　文帝之言，……意正以广才气跅弛，大有黥、彭、樊、灌之风，当肇造区宇之时，大者王，小者侯，取之如探策矣。今天下已定，虽勒兵陷阵，要必束之于薄书文法之中，鳃鳃纪律，良非广之所堪也。故叹息之。
　　按《汉书·武帝纪》：“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颜师古注：“趼者，趼落无检局也。弛者，放废不遵礼度也。”@姚氏以李广才气跌宕，不拘文法，非平安将军，固不遇于当世。宋人吕祖谦亦尝言：“世变有文质而人物有华实，汉初人物固非中叶所能用也。李广生非其时，其留落不偶何足怪哉。”吕氏偏重史评，无如姚氏之文评明白，但将太史公的叙述放入武帝时代之大背景下考察，亦可见其用心之深。
　　文载李广从弟李蔡于景帝时“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车，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但李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文中“积功”一语亦见于《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和《万石张叔列传》，袁盎为丞相申屠嘉谋曰：“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而太史公叙万石君“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无文学，恭谨无与比。”“积功”与“奇计野战之功”相对，李广不拘文法之才气与万石君“恭谨无比”相对，李广声名天下与李蔡名声逊色相对，然几者俱封而李广不遇。考虑到本传中对万石君之恭谨颇有微词，则太史公赞许李广之才气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以李广不拘文法的才气和他人的庸谨对比，并不仅仅是一种笔法技巧的运用，更是一种理想性格的选择。武帝时代之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而这与武帝的专制欲望有直接的关系，终武帝一朝，或自杀、或被杀、或族灭的丞相计有窦婴、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而获罪罢相和未及触罪而先死者已属万幸，故一时将臣虑计于避祸，恭谨文法而已。若贵幸如大将军卫青者亦不过“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称也。”事实上，汉初的陈平、张良就已经开始以黄老之术避祸远灾，至武帝时“大一统的一人专制”，遂形成了紧锁一代士人眉头的“压力感”。于是先秦战国时代士人意气风发的精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命运的慨叹，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一直上溯到贾谊《吊屈原赋》、严忌《哀时命》，都充满了“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屈原《涉江》)的失路之悲。而具有相同性质的东方朔《答客难》则明白的指出战国士人与当下士人命运霄壤的原因：“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可以说，感叹生命的壮气与理想的屈膝成为集中出现于那个时代的文学主题。因此，李广的不拘文法和程不识的谨于文法未必有优劣之分，太史公在这个才气纵横而不循绳墨的传奇将军身上，寄托了远超现实的理想诉求。故而，在李广负气斩杀霸陵尉一事上，《史记》虽未隐而不书，但在文学效果上，更多的则是呈现一个传奇将军的任气性格。直至失道获罪，李广仍气不自休，不堪以六十之躯来复对刀笔之吏，放弃可以赎罪免死的机会而引刀自刭。英雄末路，正是一个时代的慷慨悲歌。
　　二、马班异同视域中的“李广难封”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五云：“《史记》之于《汉书》，气胜也；《汉书》之于《后汉》，实胜也。”其实《汉书》实胜《后汉》的说法亦可用来评价《史》、《汉》之差异。《史记》长于文而《汉书》重于史，故《史记》气盛而《汉书》实胜。汉书武帝以前纪传，班固基本采用《史记》原文，然其间文字多有增删和修改，史家以此论马班异同者亦大有人在。但史、汉之别，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更是文学上的不同，以及隐藏其中的马班两家迥异的思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