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述评【近二十年文学经典化研究述评】

　　“经典”论争始于西方上世纪70年代，93年荷兰学者佛克马来华讲学促使中国文艺理论界经典意识的觉醒，中国文学“经典”及“经典化”研究的兴起则源于文学经典类丛书出版(如《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等)和名著改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具体问题，讨论范围也由最初的现当代文学领域延伸至古代乃至外国文学领域，而且争论愈来愈热，俨然已成为当下学者深感焦虑的前沿热点问题。单专门的学术会议已有五次，如1997年10月广东现代文学界举办的探索“文学经典化问题”研讨会；2005年3月，四川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围绕“文学经典、经典重构与重写文学史”问题，开展了系列讨论；同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随后，该中心文艺学网《文艺学新周刊》安排两期，专门讨论“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200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评论》杂志社与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厦门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了“与经典对话”全国学术研讨会，把讨论引向更为深入的层面。这些会议主要立足于大众文化语境中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处境，因此更集中于对文学经典的价值判断，意在为重建文学经典提供理论依据。在学术会议推动下，学者纷纷撰文，并突破学科界限，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民间文学，甚至美学、文献学、语言学等专业的著名学者，也投入了兴趣和热情，并进一步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应用于对具体文学作品“经典化”的研究中，取得较多的成果，现述评如下。
　　一、对文学“经典”的概念界定及内涵阐释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开篇《我们为什么读经典》中提出了十四个对“经典”的定义，佛克马和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则指出三个经典涵义。中国学界也不乏精论，如黄曼君认为“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从三个方面对文学经典进行界定。方忠也提出三个确立经典的标准：“文学是人学”原则、审美性和艺术价值标准和原创性标准。童庆炳在《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中提到的标准更为具体，“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可以供人永远效仿的。”另刘象愚、陶东风、刘晗、张清华、南帆等学者对此都发表过真知灼见，也达到一定的共识，强调经典必须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就此陈定家进行了总结，认为文学经典至少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文学经典是被权威遴选并为世人常用的名著。其次，经典是具有百读不厌且常读常新之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第三，文学经典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而产生世界性影响。第四，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第五，文学经典因阐释与再阐释的循环而得以不朽。”可见“经典”一词所蕴含的多元意向，既有传统的视角，又有现代的复杂性。既保存了传统的意向，又保持了革故鼎新的冲动。而且经典关系到文化的传承和重新审视，并且关系到教育和认同。
　　二、追问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和生成机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学经典问题渐渐从“什么是经典”的单向思维方式转移到“经典是如何建构的”这一更具有历史性和针对性的思维方式上来，西方文艺界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即将经典的构成条件限定在文学作品内部；一种是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即认为经典是由于外部的因素所发明出来或至少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其自身先天的美学条件。国内文艺理论界更主张二者的结合，如童庆炳等认为：“我们不应该陷入绝对的本质主义或相对主义，而应该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进而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这就必须切人经典建构的内在过程与机制，这对我们理解经典具有重要意义。”出于这样的认识，童庆炳进一步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价值取向；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刘象愚也分别从内外两方面阐释经典的生成因素，外部因素有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读者的阅读与判断。内部因素指经典的本质特征，即“经典性”，如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等。朱国华则看到经典化结构法则的恒态和动态，指出“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发生法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而张荣翼进一步指出当前文学经典机制已经式微，这既表现在过去的文学经典的示范作用已大大减弱，还表现在新的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滞缓。而后文学经典机制已经崛起，表现形式为文学的评奖制、文学演进中的潮流化趋势、视觉文化的迅速崛起等几种主要的具体类型。
　　也有一些学者更关注外部因素，如洪子诚认为当代(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经典的审定、监督、干预实施的制度保证主要有：“建立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作用是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第二，文学书籍出版上的管理。这包括‘可出版’部分的规划：重点和先后次序的确定，也包括对‘不可出版’的‘非经典’的‘封锁’。第三，批评和阐释上的干预。第四，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原小平强调改编对通俗性、严肃性名著经典化的作用@，谭旭东认为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离不开政治形势、教育制度和文学制度、书籍报刊的印刷出版业的兴起的影响。郭超着重探讨作品的普遍性、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与精英筛选等外在因素对文学经典形成的影响。@施旭升将制约着经典的形成的外部因素，如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权力、知识分子或称专业人士的介入与推崇、广大受众的热情投入与追捧称之为文化权力场。因此，有学者就此将问题直接引入文化研究，如王宁从文学和文化两个方面来探讨经典的本质特征及其在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