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晏殊《珠玉词》中的“臣妾心态”】《珠玉词》全诗

　　晏殊不仅是北宋真宗、仁宗两朝的“太平”宰相，同时也是引领一代词风的词人。晏殊有《珠玉词》存世，作品有130余首。《珠玉词》在内容上基本没有离开传统的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歌宴祝酒一类题材，正因如此，“既没有关乎家国兴亡之重大题材，又没有心系黎民疾苦的深长叹惋”一直成为学界对晏殊词的基本评价。家国兴亡、民生疾苦的确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的基本创作内容，但它并不是衡量作家创作品质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当下研究视域、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学术背景下，通过揭示作家作品的个性特质，发掘其蕴涵的人文关怀，以此达到还原历史、再现古典文学的精神实质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从此意义上讲，将历史环境、人格精神、创作风格结合起来，才能客观、立体地还原晏殊词学作品的思想内蕴与个性特质。晏殊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词史上的“倚声家之初祖”，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特殊的身份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内忧外患深重的社会背景下，宰臣身份在给晏殊带来人生荣耀的同时，也让他承受了不同于一般文人士子的社会责任，以及更为复杂的宦海沉浮的人生况味。由此，以君臣不遇、忧思生命为核心内容的“臣妾心态”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一部《珠玉词》深刻渗透着晏殊的“臣妾心态”，从而将他作为宰相词人的精神世界展露无遗，同时也赋予《珠玉词》以更加深刻而理性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蕴。“臣妾心态”是透视晏殊人格世界与创作特质的崭新视角，值得我们做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
　　所谓的“臣妾心态”，就是依附并受制于君主的一种臣子心态。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说：“臣，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妾，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女。’”古人之所以将“臣”和“妾”对举并列，正是因为二者都是附属于强权一方的弱势群体。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伦理规范的束缚中，妻妾对丈夫要绝对忠臣，以此关系为依据，《中庸》中明确提出“君臣之道，造端于夫妇”的道德思想，从而加强了士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信念，这种对君主的“忠爱”之情是士大夫“臣妾”心态的产物。然而，大多数忠臣贤臣非但不能受到封建君主的礼遇与重用，反而还要遭受“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厄运。一旦失去政治的话语权，文人的社会价值也就被大打折扣，其政治与审美心态也自然向内收敛，这直接影响到创作视野与生活情趣的转变，即由外部政治环境的关注而转向内在心灵世界的体悟，在山林渔樵的歌咏中保持自我精神人格的独立之外。除此之外，文人们还借助以下两种创作途径来排解自我的政治失落感：其一是将自我置于宇宙运行的大背景之中，通过伤春悲秋来抒发时光易逝的生命感叹；其二是延续屈原的“香草美人”手法，以“男子作闺音”的方式来疏泄内心的忧愤不平之感。大多数情况下，文人会将时光易逝与美人迟暮的生命感慨融合在一起，从而将内心的理想失落感得以强化与升华，“臣妾心态”也由此成为文人进行创作的心理基础与情感源泉。
　　中国古代士人的命运走向与精神状态始终都与封建皇权的盛衰成败息息相关，每当身逢乱世，抑或政权腐化而无法力挽狂澜之时，士人便会自然与皇权政治疏离，从而将自身的生存价值转移到明哲保身和自我完善的狭小天地中。然而对于辅佐皇权但又不失文人情怀的宰臣来讲，他们的处境和人生选择较之普通文士要更为艰难和复杂。他们看似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尤其面临道统与政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他们会面临着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的双重挑战，从而饱受身心的磨砺与煎熬，晏殊便是如此。晏殊一生历经真宗与仁宗两朝，一生可谓是位极人臣、备受尊崇，他少以神童被荐入朝并赐进士出身，30岁为翰林学士。进入仁宗朝后，分别前后进职为枢密副使、资政殿学士、检校太尉枢密使、同平章事。对于晏殊一生的功绩与操守，其门生欧阳修作了客观的评价，谓其“由王官、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辅道圣德，忧勤国家，有旧有劳，自始至卒五十余年。”这一评价可谓客观中肯。晏殊辅政真宗、仁宗两代皇帝，统治者奉行的苟安政策维持了暂时的安定，局势一时并无大患，晏殊也因此被称为“太平宰相”，一生平顺、富贵悠游也成为后世对晏殊的表层认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现实来看，宋初社会表面上花团锦簇，一片升平景象，然而辽与西夏的威胁却无时不在。作为执掌国家命运的宰臣，晏殊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在纵情享乐的华靡生活中依然感受到隐藏在安宁表层下的深重危机，进而预感到现存社会秩序根本无法“长治久安”，并由此产生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人生无常的悲郁，“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浣溪沙》)无疑是这位太平宰相内心世界的最好表白。这些忧国伤怀的情感渗透在《珠玉词》中，从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太平宰相在孱弱时代环境中的内心忧患与灵魂挣扎。宋初的词体创作相对沉寂寥落，晏殊作为宰相词人则引领一代词风，他上继花间、南唐遗风，摈弃花间词的脂粉柔媚之气，而承续南唐词富贵典雅之致与忧患感伤之美，从而形成了温润秀洁、含蓄委婉、情韵天成的审美意境，开北宋婉约词风之先河。正是因为晏殊在词学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也被后人誉为“北宋倚声之祖”。晏殊词在内容上基本上没有离开传统的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歌宴祝酒一类题材，但却渗透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生命陇思。他继承了南唐宰相冯延巳词的忠爱缠绵、忧生念乱的抒情特点，用词体来展现内心辛酸、悲怨、激愤的幽隐难言之情，所谓“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的评价就体现着这一点。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堂庑特大”恰恰指出了冯延巳词深广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思情怀直接被晏殊所承接。之所以如此，除了词体本身规律性延续以外，更与冯、晏二人所处的相似时代环境和身份地位，以及心理感受密不可分。冯延巳所在的南唐在开疆拓土失败后开始走向势弱，接下来又遭受临近大国的巨大威胁，结果尽失江北地域，只能屈辱求和，苟且偷安。冯延巳虽然忧思国家，但却受党争的倾轧而三次罢相。面对黯淡危亡的政局，自身又受到冷酷无情的打击，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惧和悲愤之情，最终只能将这些郁愤的情感倾泻于“要眇宜修”的词体，并擅长以乐景寄哀愁，抒发内心的无限愁思。相似的时代环境与社会地位使得晏殊与冯延巳有了更多的情感共鸣，词风的一脉相续也就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