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后代控制的国企 煤老板后代的仕途诱惑

　　一些煤老板的孩子正走上仕途，而且可能在以火箭般的速度蹿升，至少在陕北榆林（一个像鄂尔多斯一样因煤矿而暴富的地方）是这样。　　一段时间前，网曝榆林市府谷县27岁的司法局副局长刘利荣和他的上级——局长李瑞华涉嫌学历造假，上升途径存疑。随后，刘利荣被免职。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获悉，造假事件的当事人刘利荣是“煤二代”，李瑞华虽非“煤二代”，却也与当地煤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个煤炭行业占据GDP七成以上的县，这一事件令煤老板与官场的关系变得敏感起来。
　　府谷县对外公布的处分决定明确了刘利荣学历造假的事实。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刘利荣于2005年8月参加工作，其高中、专科文凭全系伪造。
　　刘利荣是府谷县新民镇芦草畔村人。2000年，正读初二的刘利荣辍学当兵，5年过后，他重回新民镇，身份是当地镇政府的司机。2008年，刘利荣当上新民镇司法所助理调解员，由临时工转为国家编制人员；一年后被调至县司法局，任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2010年被提拔为司法局副局长时，年仅25岁。当地司法局的一位人士称，刘本人踏实，是个不错的孩子，只可惜书读得太少。
　　2011年6月1日，刘利荣甚至被授予陕西省“五五”普法先进个人。不过，这一切皆因其为“煤二代”。记者采访获知，刘利荣的父亲刘五儿是府谷知名的煤老板，资产过亿，其伯父刘彪同样是当地著名的煤老板，为当地市、县政协委员，影响一方。
　　但在处理公告中，刘利荣的“煤二代”背景被隐去了。当地政府的对外说辞是，刘的升迁源自两次组织“把关不严”。
　　榆林市一位长期观察官煤生态的政府人士向记者透露，在陕北榆林一带，像刘利荣这样混迹官场的“煤二代”并不少见。许多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公职人员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但开的是奔驰、宝马、路虎。
　　这位政府人士说，这些“煤二代”进到单位多是在没有技术和无关紧要的岗位，有的做临时工，“比如有个在司法系统当司机的二代，他一月就1000元工资，上班开的是单位20万的车，下班却开自己家的奔驰和宝马两部车”。
　　据他的观察，这些人进入到司法系统的比较多，比如某区法院的法警队、市容执法大队等单位。“弄身制服对他们来说比啥都重要，即使是伺候人，也总觉得自己和政府有了瓜葛。”
　　这一诱惑不只吸引了榆林的“煤二代”。中国“富二代”蜂拥从政现象已逐渐浮现。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明阳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像国内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一样，一些“富二代”的理想是“当官”。
　　前述榆林市政府人士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表示，榆林的煤老板是凭特殊的机遇和钻政策空子而暴富的，在成为富翁后总觉得有钱没势，心里打鼓，因此希望下一代能进入体制内，即使当不了官，心里也舒服踏实。该人士还表示，他见过的当地老板，大部分都在官员面前点头哈腰，这些人“在成为富翁的过程中曾遭遇过官员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科员的刁难和打压，所以从心理上对体制存在敬畏之心”。
　　另外，富翁也具有让二代进入到体制内的条件，即有可观的金钱，能打通走进体制内的路径。有时候富翁对自己的二代恨铁不成钢，就推出近亲。
　　有论者称，“富二代”们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更像是看透了保持家业的真正依靠。因为在民营企业发展中，权力始终是既敬畏又厌恶的影子，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必须向这些权力俯首称臣。事实上，热衷“红顶”，热心“参政”，早已是榆林商人的“遗传因子”。
　　而当地政府为了GDP以及高福利（榆林市的神木县提出了免费医疗、府谷县提出了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等）的政绩，一方面难以摆脱对这些“暴利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又急需维系与煤老板的关系。
　　维系关系的最好方式，是给煤老板们戴上一顶“隐形官帽”。当然，在当地官方语境中，这通常被表述为“政企互动”。
　　2008年6月，府谷县委组织部曾印发31号文件，称“经县委常委会研究，提议聘任高乃则、王乃荣、王万东、刘过门等四同志为县政府县长助理(不脱产)；聘任张继平、王世春、刘旭锋等三同志为县政府县长经济顾问”。
　　被聘为县长助理(不脱产)或县长经济顾问的几乎都是当地的煤老板。不过，这一举动很快遭到质疑，并被迫取消。府谷县委组织部部长贺强解释当初的想法时称，聘这些民营企业家为县长助理，只是想给一个名分，他们并不参加常委会和办公会。在他看来，“煤老板”这个称呼就像“小姐”一样有歧视味道，当地原本希望借助县长助理的名分增强民营企业家的自豪感，推动他们在带领大家致富等方面起到榜样作用。彼时，府谷正在实施让煤老板参与扶贫和新农村建设的“双百工程”。
　　“县长助理”事件受阻之后，当地政府很快又给“煤二代”们的从政升迁提供了机会。
　　从2010年开始，府谷县推行了一项新的干部退位、选拔机制，即凡45周岁以上、自愿提前离岗到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村组(社区)挂职的科级领导干部，主动退位离岗之前每月可享受1000元至1500元的岗位补贴。
　　最终有226名干部提交了“自愿”申请。这一改革也让一些“被离岗”的人士心生怨言，刘利荣等人的事发就源自这些人的不断举报。事实上，李瑞华的后期提拔重用与刘利荣的提拔的确得益于2010年的这一项人事改革。
　　更让人生疑的是，这项人事改革的出台是在一场煤老板的大型捐款之后。2010年2月27日的《府谷县煤炭企业优秀企业家公益事业捐资明细》显示，77家煤炭企业、57位煤炭企业家共捐资12.8亿元。数额以高乃则、刘彪等人为多。
　　一位曾被聘为县长助理的煤老板称，这种政治待遇没有一点实质内容，只有捐款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不过，煤老板们依然不在意这样的官帽只是虚职。这背后所体现的是当地的官煤生态。刘利荣的同事曾对其来做公务员表示疑惑，刘的回答是：“有钱不也得听领导的吗？”
　　府谷县黄河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侯华是当地第一批煤老板。曾担任过府谷县府谷镇党委副书记(不脱产)、府谷县委副书记(不脱产)、府谷县政协副主席(不脱产)。让他欣慰的是，其儿子张继平不仅继承了家业，还在政治上接了他的班。张继平曾获聘县长经济顾问，已成为陕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党员代表。
　　“他们在暴富的同时，希望弄张护身符，方便带来更大的利益。”榆林市一位政府人士说。煤炭行业既是暴利行业，也是特殊行业。在建厂的位置、规模、环评等事项上，当地政府都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和调整空间。除此还有一系列的安全检查、技术改造等巨大成本困扰着煤炭企业。家有“官人”或主动配合捐赠无疑是最好的规避风险方式。
　　当地煤老板杨喜喜坦言，最怕的就是政策的不稳定。“像我最早办的电石厂，最后投入的治污费，远远比我建厂时就做好环保设施的花费还高。”而今，随着“国进民退”，府谷的煤老板也担心煤矿会慢慢被政府收回。
　　不过，府谷县煤炭协会会长党忠似乎不担心这些。他透露说，府谷的一些煤老板在山西、内蒙古经营过煤矿，但都不及府谷的投资环境好。他说，府谷的政府部门不拖沓为难，当办则办，效率很高，这就是他们与政府良性互动获得的好处。
　　刘利荣的同事曾对其来做公务员表示疑惑，刘的回答是：“有钱不也得听领导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