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家族成员_王艮及其家族事迹考辨

　　【摘要】王艮为明代著名思想家与教育家，泰州学派创始人。清人袁承业所编《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收录了王艮及其家族事迹的众多记述，对研究王艮思想渊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针对其中若干记述不详之处，如王艮是“商游四方”还是贩卖私盐、其家族宗庙建设过程等，文章结合相关史料进行考辨，希望有助于推进王艮思想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王艮及其家族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 考辨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哲学和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艮及其家族事迹是研究其思想产生及影响的必要条件，但目前发现的相关史料多以口传为主，著述较少，可供学界研究的历史文献较为欠缺。由清人袁承业编校、刊行于宣统二年（1910）的《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以下简称《遗集》），除收录有王艮语录及其诗文杂著外，还收录有王艮年谱、疏传、王一庵先生遗集、王东厓先生遗集、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和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可为王艮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来源。但笔者在研读《遗集》时，发现其中有关王艮及其家族事迹的某些记述，或语焉不详，或失之片面。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尝试结合相关史料进行考辨，以求有助于学界王艮研究的深入。
　　“商游四方”与贩卖私盐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生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十六日，七岁时上私塾，十一岁时因家境贫穷而被迫辍学，三年后母亲离世，这让原本脆弱的家庭雪上加霜。为养家糊口，王艮十九岁时奉父命出行，第一次北上山东经商，此后，王艮又在二十三岁和二十五岁时两次前往山东经商。相关记载收录在《遗集》卷三《先生年谱》。“明弘治十四年（1501），先生十九岁。客山东，奉守庵公命，商游四方，先生以山东阙里所在，径越山东。……明弘治十八年（1505），先生二十三岁。客山东，先生有疾，从医家受倒仓法，既愈乃究心医道。……明正德二年（1507），先生二十五岁。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①
　　王艮外出经商六年，但史料记述中难以确知王艮究竟经营何物，年谱并未交待王艮具体的经营状况，而是以“客山东”和“商游四方”字眼一笔带过。笔者结合相关史料认为，王艮从事的是贩卖私盐的活动。
　　王艮得以经营盐货主要是因为其身为灶民，隶属灶籍。《明史》中明确记载王艮之父是灶丁，有承担劳役的义务，王艮从小就代父亲服劳役以尽孝心。“艮字汝止，初名银，王守仁为更名，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父灶丁，冬晨犯寒役于官，艮哭曰：‘为人子令父至此得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谨。”②明朝廷规定灶籍为世袭，即便为官后仍不得变更。故而以此推论，王艮应当属于灶民。又《遗集》卷五《明王东堧先生传》载王艮长子王衣“理家政，督耕煎，裕生计，供父游览之需”③，由王衣“督耕煎”的制盐活动可知，其父王艮确属灶籍无疑。
　　灶籍身份便于王艮取得盐货，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经营的一定是盐货贸易。而清人张岱所著《石匮书》中一段文字记载提供了证明王艮经营盐货的线索。“王艮，故名银，泰州人，泰俗负盐，艮父故为盐商，第名其子曰银耳。”张岱说王艮的父亲王玒是一名盐商，从事盐业贸易，王玒为长子取名王银（即王艮）。据笔者所查，王玒的另外两个儿子分别叫王锦、王钱。无论是王银，还是王锦、王钱，均与钱财密切相关，故而张岱曾讥讽王玒浓浓的商人气息和低俗的格调。子承父业，长大后的王艮接替父亲进行盐货经营应是理所当然之事。
　　张岱又称王玒为“盐商”，那么王艮父子进行的贩盐活动合法吗？前述已知王艮幼时因家中贫穷而辍学，因而在王艮经商发迹之前，“盐商”王玒的家境相当困难。而正规的盐商需要购买官府发放的盐引才能到盐场支盐，再到指定销盐区发卖，其中，仅仅购买盐引便需一笔巨额资金，这是王玒根本买不起的。又据乾隆《小海场新志》记载，在两淮盐场，“其擅煮海之利，又系徽、西大姓，而土著则绝无而仅有也”④。作为两淮盐场的“土著”灶民，王玒应该不会是合法盐商；他之所以被称为“盐商”，大概是张岱的一种曲笔，其实际透漏的信息便是王玒从事的是贩卖私盐的活动。由此亦可知，王艮之“商游四方”，其背后真相应当是王艮前往各地从事私盐贩卖活动。“为尊者讳”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笔法。王艮成名之后，贵为一代宗师，思想流传甚广，影响巨大，而贩卖私盐则是严重违反朝廷法规的行为。宗师与私盐贩的形象差别，当是《先生年谱》中为王艮曲笔写法的主要考虑。此外，明代贩卖私盐重则处死，这也应当影响了著者编写《先生年谱》时的写法。
　　“议建家庙”还是“建宗庙”
　　王艮的崛起是安丰王氏宗族发展的一大契机。王艮重孝悌的价值观念更促进宗族后人积极进行宗族建设。王元鼎为王艮之曾孙，积极参与王氏宗祠的建造，但史料中的相关内容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记载。在《遗集》卷五《附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中记载曰：“王元鼎，字调元，一字去赝，号禹卿，曾祖艮，祖衣，父之垣，俱明儒也……躬行实践，尤以搜罗先世遗失为心，凡诸名公疏传心斋者，辑为疏传，合编二卷，次修族谱，建宗庙，立义塾，睦宗族，敦伦纪。”⑤而在明人耿定力、丁宾刑合编辑的《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中，对王元鼎的记载则是：“立宗会，议建家庙、义塾，睦族众，训弟子。”
　　从上可知，前一则材料用的是“建宗庙”，而后一则材料用的则是“议建家庙”。这也就是说，前者表达的意思是建立宗庙已经有了结果，其中王元鼎参与了修建宗庙；而后者表达的意思是建立宗庙之事尚处于筹划阶段，王元鼎仅是提议建造家庙。这两条材料是否相互矛盾？还是另有原因？这牵涉了安丰王氏宗族的建构过程的问题。
　　明清时期是民间社会建设宗族的高潮时期，这种风气亦波及盐场社会。但受史料的限制，盐场社会的宗族建设过程并没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故而有关安丰王氏宗祠的建构过程至今不详。康熙《重修中十场志》记载安丰盐场有“王氏宗祠”，可惜文中对“王氏宗祠”未有任何文字加以说明。笔者遍查史料，发现在安丰王姓者中除王元鼎有建造宗祠的记录外，王嘉令与宗祠建造亦有密切的关系。王嘉令，王扆之孙，活跃于明末天启和崇祯年间；王扆则是王艮同胞或同宗兄弟之子。王嘉令是安丰盐场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少孤贫，纤啬作苦数十年，积赀累巨万，力行善事”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基础，王嘉令热心于地方事务和宗族的建构。“王嘉令，号仰庵，王氏为安丰巨族，家世有隐德，嘉令祖扆，尝独立为阖场清侵界事，详别传中。嘉令……凡地方有公务，当兴举者，不惜身出多金……如嘉靖间，角斜场以潮变，派本场代办盐一千七十引，岁纳课二百十四两有奇，经五十余年，嘉令出身告复，始得仍归角斜，其一端也，他如修族谱、建宗祠，种种不一。”⑦
　　从上可知，王嘉令也积极参与宗祠建设。结合王元鼎和王嘉令生活的年代，以及仅此二人在史料中有参与宗庙建设的记载考虑，笔者认为前文所引王元鼎“建宗庙”和“议建家庙”的两则记述或许并不矛盾，它恰恰反映了王元鼎在修建王氏宗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王氏宗祠筹建之始，王元鼎便积极参与其中，至天启、崇祯年间，王嘉令再襄助建设，与王元鼎一道修建完工王氏宗祠。可以说，王元鼎在修建王氏宗庙过程中，很可能始终积极参与，多方筹集，直到与实力雄厚的族人王嘉令一道完成宗庙建设。
　　王艮“以孝悌为本”的孝悌观影响后世深远，其在明代也被普遍用来指导宗族建设，成为宗族建设的价值核心。王元鼎作为三代“明儒”之后，能够将前人思想“躬行实践”，矢志不渝地参与宗庙建设，亦属难能可贵。这从一方面也反映出王艮崛起后，其思想在宗族内亦产生延绵不绝的巨大影响力。
　　结语
　　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对人物生平及其活动场景的重现。就王艮思想研究而言，《遗集》提供的相关史料能帮助还原真实的王艮及其家族，但必要的考辨将为更准确而全面地了解与阐释王艮思想提供前提。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新乡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东南沿海盐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08JJD840189）
　　注释
　　①③⑤袁承业编校：《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清）宣统二年（1909）四月东台袁氏据原刻本重编校排印，第1页，第14页。
　　②（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74页。
　　④（清）林正青纂：《小海场新志》，清乾隆四年刻本，第230页。
　　⑥（清）周右等修纂：《东台县志》，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第546页。
　　⑦（清）汪兆璋纂：《重修中十场志》，康熙十二年木刻本抄写，第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