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不满以后的“失乐”与“复乐”]失而复什么

　　《风雅颂》与《洛丽塔》这两部小说实际上讲述的是两个“精神病患者”和他的初恋情人、妻子和中学生继女发生的一场性爱纠葛。他们因压抑而病，为爱欲而战，但最终一个被现有文明判刑，失去了性爱乐园，另一个寻根远古文明，“找回”了性爱乐园。
　　一、知识角色：压抑性升华与压迫性魅惑
　　知识在《洛丽塔》与《风雅颂》这两部精神分析式小说中占据着很特别的位置。年少时亨伯特和杨科在初恋中因快乐原则受挫而留下了某种创伤性经验，于是青年时代分别在大学里通过文学知识对自己受挫的性爱进行一种压抑性升华。亨伯特混迹于巴黎同性恋文人圈，发表引人瞩目的文学作品，杨科则昼读夜耕古典文学，发表了好几篇富有影响的科研论文。《风雅颂》中的杨科曾总结说：“学问越大，性欲越弱，学问做到极致就不再有性的渴求了。”。“如果人们能大量增加从心理活动和智性活动的根源中产生的快乐，他们就能得到最大的收获。”这样到成年时期，他们都成为一个名校文学系的博士、教授、专家，学术上具有一定权威性。后来家庭婚姻破裂之后，他们又都找了一个僻静、隔绝的地方，兢兢业业地转向学术研究工作，试图再次通过知识移置的方式来升华自己的力比多，杨科还从研究对象中看出了一种基督教般的禁欲精神。“大量力比多成分，无论是自恋性的、进攻性的，或者甚至是性欲的，都可以被工作转移到专业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人际关系上。”可是长此以往，劳心不劳力的书斋生活，最终使得知识在感觉周围组成了一种抽象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这种生理快感通常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媒介。毫无疑问，知识在激增，但是，它的代价也随之增大。”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毫无疑问，疯癫同获得知识的奇异途径有某种联系。”
　　从另一方面看，男主人公的知识强势与文化地位对单亲家庭中的孤女寡母产生了一种压迫性魅惑。小说中，不仅寡母都分别为他们的知识资本与文化生活所吸引从而产生爱欲、畸恋，而且继女都由于被辅导功课成了男主人公暧昧的学生，对男主人公产生了一场“女儿——父亲”与“学生——老师”两种“厄勒克特拉情结”相叠加的爱欲。后来稍大一些，继女决然离开亦父亦夫的男主人公，另外组建一个正常家庭，就是因为要反抗、逃避这种变态的文化魅惑。
　　二、精神症候：原发性创伤与与继发性移情
　　我们可以把亨伯特、杨科的初恋情境称为原发性情境，把他们二十多年以后与继女的再恋情境称为继发性情境。
　　在原发性情境中，《洛丽塔》叙写了13岁的亨伯特与初恋女友安娜贝尔在含羞草丛中、海滩沙地上两次功败垂成的性兴奋与性挫折，以及她突然病亡所带来的烦躁、沮丧、痛切经验，形成了他长期的心理障碍。《风雅颂》讲述了年少时的杨科与订婚女友付玲珍在柿树下、田埂下、旅馆里、老屋里四次由表及里的性兴奋与性挫折，形成了他永久的心理创伤。后来杨科赤身裸体抗击沙尘暴的疯狂表现实际上就是杨科在想象中与初恋女友展演的一场做爱经过，所以当校领导们否定这场抗击沙尘暴行为时，杨科才没有半点理直气壮和良知正义，到处认错求饶，因为抗击沙尘暴正是杨科潜意识中无法被现实原则认可的本我欲念。
　　在原发性情境中的快乐原则遭受挫折之后，亨伯特与杨科只好屈从于现实原则与一个不爱的女人组建了“合法”家庭，但他们的妻子与人通奸，被迫离婚或分居的亨伯特和杨科不久都住进精神病院。
　　从精神病院放出来或逃出来后，亨伯特和杨科寻找着初恋情人的影子，最终在继发性情境中陷入了一场再恋。亨伯特与杨科都通过结婚或冥婚仪式的方式先与再恋情人的母亲结了婚，成为再恋情人暧昧不清的继父，随后继女的母亲都在他们与继女乱伦前以服安眠药或者出车祸的方式非正常死去，于是亨伯特与杨科通过私奔或私设婚典的方式成了继女的“丈夫”。在亨伯特与杨科心中，再恋情人与初恋情人几乎就是同一个人，再恋情人也都只比初恋情人小1岁。他们在“强迫重复原则”驱使下把对初恋情人的爱欲移情到再恋情人身上以再续前缘，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继女逃离，他们最终都无法完全“重复昨天的故事”，产生了移情性神经症，杀死了他们的情敌。
　　不同的是，《洛丽塔》的初恋情人在原发性场景中已死去，但与继发性场景中的继女有着某种相似，因此亨伯特的爱欲指向是一个合二为一的人，而《风雅颂》的原发性场景中的初恋情人还一直活着，成为继发性场景中继女的母亲，并且母女之间长得很像，所以杨科的爱欲指向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人。另外，亨伯特是想通过与洛丽塔的母亲结婚来走进继女洛丽塔，而杨科似乎是想通过与继女孙晓敏结婚来走进她的母亲，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在继发性情境中修复原发性情境中的创伤。
　　三、叙述视角：有罪陈述与无罪独白
　　(一)清醒与荒诞
　　这两部小说都让一个42岁的男主人公用第一人称自叙，叙述者兼有“精神病患者”与杀人犯身份。具体地说，《洛丽塔》是有明确听众、渴望交流的第一人称陈述，《风雅颂》是拒绝明确听众、自说白话的第一人称独自。
　　不同的是，《洛丽塔》中亨伯特的叙述口吻是清醒的，严肃的，无比揪心的，像一场悲剧。亨伯特供认自己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但他自我叙述下的心理言行表现出的仍然是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样以来，他就以非精神病的形式消解了他的精神病。而《风雅颂》中杨科的叙述口吻是荒诞的，滑稽的，黑色幽默的，像一场荒诞剧。杨科虽然急切地逃离了精神病院，也坚决认为自己没有精神病，但他自我叙述下的心理言行表现出的却是一个青少年的非理性思维，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尤其他在抗击沙尘暴之后对大学生们的幼稚举止，对高中生孙小敏的弱智诱惑，以及抱着孙小敏的照片成婚等，这样以来，他就以精神病的形式消解了他的非精神病。《风雅颂》的过分荒诞使杨科一下子从一个现实人物变为一个非现实人物，从一个假神经病变成了一个真神经病，某种程度上坐实了小说开头他的对手所强加在他身上的精神病称谓，还使他成为了一个跟对手李广智一样运用“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道德逻辑来嫖娼与杀人。
　　(二)忏悔与遗忘
　　福柯通过考察认为在道德领域存在着四种疯癫形式：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亨伯特与杨科显然都产生了一种绝望情欲的疯癫并因此杀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