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市场化趋势|什么是市场化趋势

　　从国家历史情态思考大后方戏剧生存与发展的历程，无疑是充满学术新意与历史想象的课题。“国家历史情态”这一观念直接来源于李怡先生对民国文学的思考，亦即“一个国家在自身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国家政治的情状、社会体制的细则、生存方式的细节、精神活动的详情等等”，这种观念超越了单纯的社会历史角度，使历史还原与中国体验获得真正的重视。本文拟从市场化角度研究抗战后期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历史状态，以期说明在国家政治的引导下，大后方戏剧仍然在市场化进程中具有了多种可能性。
　　本文所谓的抗战后期，时间大致在1941年到1945年，这期间大后方政治局势相对平稳，戏剧运动也由早期昂扬的民族国家叙事渐渐朝着日常生活和温润情感转移，雾季演出的集中性和大后方民众对精神生活的旺盛需求构成广阔持久的戏剧消费市场。市场化使作为消费主体的都市市民成为戏剧运动的风向标，并在无形中悄然调整戏剧演出倾向，抗战戏剧由此进入了多元发展时期。
　　一、市场热点的转换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历史的叙述，所依赖的巨大背景肯定是这一国家历史的种种具体情态。”抗战时期，国家政治的中心就是“抗战建国”，但是“抗”与“战”并未成为国家历史情态的所有内容，抗战后期，大后方戏剧舞台上的硝烟与战争、口号与募捐渐渐平息下来，一些能获得观众喜爱的“与抗战无关”的优秀剧作开始渐露峥嵘。
　　抗战结束之后，田进和陈白尘分别对抗战八年来的戏剧创作进行了清算，他们以125部多幕剧为对象，以1941年春为界将抗战戏剧创作划分为前期后期。在田进的统计中，抗战前期直接和间接描写抗战的占66％，后期仅有8％，与抗战无关的剧作前期仅有7％，后期达到20％；。陈白尘的统计结果是抗战前期描写抗战的有66％，后期仅有22％，与抗战无关的剧作前期仅有7％，后期达到17％。双方统计数据略有出入，但在基本面上是一致的，即在题材取向上，“与抗战无关”的剧作呈增多之势。对这一现象，批评家的解释是客观压力之下作家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的动摇。不过，对于“抗战戏剧”，剧作家也有不同的理解，吴祖光就认为“‘抗战’并非消极地仅仅驱逐敌人于国门之外，而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扬光大。就以今天来说，‘抗战’同‘建国’是并行的大业：只要我们的思想是健康的，我们写作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是不妨害国家民族的，那么它自然会具有抗战建国的功能”。最关键的因素是：市场的接受和呼唤，促使剧团演出“与抗战无关”的剧本。
　　戏剧市场的热点转换一开始就受到批评家的指责。1941年4月5日到10日，重庆舞台上演出了《天长地久》，该剧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改编，观看该剧的观众拥挤不堪，花三元五元买票的多是中上阶层的人，对于这样与抗战无关的戏剧的上演，江上仙(即葛一虹)撰文对市场追捧进行严厉的批判，“重庆是什么地方，是我们战时的首都，是我们抗战的司令官，在这里是应当可以自由地呼喊出抗战的呼声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拿给上海观众的东西来塞给重庆的观众呢?”《新华日报》特为此配发了“编者按”，其措辞谨慎客观，但还是含蓄表达了对这种与抗战无关戏剧的不支持态度。
　　不过，批评家的反感似乎并没有影响观众观看此类戏剧的热情。1941年12月留渝剧人在国泰戏院上演了拜塞尔的剧作《闺怨》，同月，中央广播电台在抗建堂演出了李庆华根据奥尼尔《天边外》改编的《遥望》，1942年1月留渝剧人在国泰演出了俄国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943年根据《红楼梦》改编的《郁雷》也被中国青年剧团搬上了话剧舞台，1945年1月根据美国小说《飘》改编的《乱世佳人》在原小说丰富的戏剧性中加入浓烈的中国北伐背景，虽然有生硬之嫌疑，也是一出受到观众欢迎的演出。除了改编剧外，曹禺的《北京人》讲述一个大家庭的败落，吴祖光《风雪夜归人》描写艺人追求自立的生活与心理历程，《牛郎织女》是描写牛郎眷恋美好人间的神话剧……这些戏剧都受到观众的喜爱追捧，其中，《闺怨》共演出10场，观众14000人，《遥望》演出9场，观众3560人，《大雷雨》演出12场，观众14000人，1944年4月怒吼剧社上演的《牛郎织女》共23场，其中3／4的时候卖了满座，《北京人》1941年10月及1942年1月被中青演出，两次共演出20场，观众12000人，1943年3月中艺又演出了《北京人》20场，1943年中国艺术剧社演出了曹禺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剧本《家》，该剧在本年度共演出86场，创下了重庆演出场次最多的话剧纪录。
　　这类受市场追捧的戏剧共同特点是：一是家庭题材的作品居多。大义灭亲曾经是抗战戏剧常见的情节，卖国与爱国的不同抉择常常导致家庭的分裂；抗战后期《北京人》《家》《郁雷》等家庭题材则令人们再次关注伦理亲情与时代风潮的复杂纠葛。二是爱情故事成为情节主线。抗战前期的剧作中，爱情很少成为关注的重点，即使有，也常常被置于次要或陪衬地位。《全民总动员》中，丽丽小姐喜欢民族英雄，却不知道眼前被她不看在眼里的邓疯子就是她心仪的偶像，对英雄的暗恋反而成为其思想缺陷的证明。《一年间》刘瑞春刚结婚就上前线，洞房花烛只是陪衬英雄爱国主义情怀的私人事件。抗战后期上演的《天长地久》《乱世佳人》《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等戏剧多以青年男女情爱为主要线索，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悲欢离合的男女真情开始滋润人们因战争而日渐干枯粗砺的心灵世界。三是艺术水平普遍较高。相当一部分西方经典戏剧在这个时期登上中国舞台，如《哈姆雷特》《大雷雨》等，高水平的原著为磨砺演导水平、培养观众审美品位立下功劳；与此同时，中国作家的原创作品《风雪夜归人》《北京人》等以温婉绵长的诗意表现平凡人生与时代浪潮的交汇，都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可圈可点的佳作。
　　抗战后期，市场热点由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转向生活的日常化、情感化，战争体验与生命体验。到了抗战相持阶段，它们不能再度激发观众的狂热追随，而小人物的个体遭遇、青春期的悸动和日常生活中的情愫因为细腻的生活质感逐渐获得市民的亲近，这使抗战后期的戏剧少了呐喊和说教，收获了多元和审美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