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求生”]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

　　丁玲短篇小说《水》，于1931年9月始刊于《北斗》创刊号，至11月在该刊连载完毕。这篇小说得到作者本人和左翼评论界的高度重视。丁玲后来把它看做是自己“新作风的第一篇小说”，自认它在“有意识地要到群众中去描写群众，要写革命者，要写工农”方面取得了“突破”。当时，左翼评论家不但指出了它在作家个人创作道路上的意义，认为“是她脱胎换骨的自己改造的过程中的一个最大的收获”，称它是“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一年的最优秀的成果”。丁玲本人也因《水》及此类小说的创作，成了左翼文学的代表，在左翼文坛上获得了很高的美誉度。1933年5月22日(即丁玲被捕八天后)和1936年初，鲁迅分别接受朝鲜记者申彦俊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他称“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是“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
　　左翼批评家对《水》的高度赞誉，自然联系着他们对左翼文学创作的政治诉求和审美期待。冯雪峰在评价茅盾《子夜》时曾经指出：“现在的中国，文学的情势正在证明只有普罗革命文学才能够使‘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发展”；“所有现在中国的一般的进步的文学都要趋向着这个主潮而发展”。而如何建立“普罗革命文学”的规范，却是摆在左翼评论家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除了作一般的理论倡导外，推介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在他们看来，《水》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是因为它在题材、主题等方面表现出了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说，就是“在现在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
　　应该承认，左翼评论家对《水》的评价是有一定的文本依据的。它们直接外化为以下两类语言：一是叙述者语言。如第二章写“一渡口”救堤，那里的农民“暴跳起来，振着全身的力，压制着抖战，咬着牙，吐着十几年被压迫，被剥削，而平时不敢出声的怨恨来”。二是人物语言。第一章中的外婆既感叹年轻时期望(“世界会翻一个身，也轮到我们穷人身上来”)的落空，只能寄希望于死后——到阴间“总该公平一点吧”。所有这些人物语言，所表现出的是灾民们对贫富不公的现实世界的失望、对官府的愤恨以及抗争意识的觉醒。
　　在笔者看来，这篇被许多左翼评论家以及后来的文学史家奉为左翼文学“经典”的小说，虽然其中有对阶级斗争理论的鼓吹，但是，构成其叙事的基本框架和叙述重点的却不是其对“主义”的宣传，而是对灾民在“苦难”中“求生”意志以及‘求生”过程的展现。换言之，其表现的重点仍然在“人类生存的具体存在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水》仍然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蕴涵了作者的人道热情和人性关怀——这正是作品在其中政治化成分被左翼批评家放大的同时而被遮蔽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往的许多评论一般都注意到作品题材的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一题材本身，对于所谓“新的小说”的诞生，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宽泛地来说，这种题材既可以用以表现灾民暴动、农民革命，也可用以展现灾民的生存状态。这两种不同视角决定了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其一是革命书写，其二便是苦难书写。对于如何彻底解决灾荒问题，当时的基本策略是：借机起事，以1931年大水灾为契机，号召灾民起来反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具体到文学创作领域，左翼作家则必须“描写广大群众的数重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形，广大的饥饿，巨大的灾祸”，以此去“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这就是对这类题材的革命书写之要求。此时作为一名一心“向左转”的作家，丁玲在创作《水》时贯彻“左联”的有关要求，并在其中掺入以上这些鼓吹阶级斗争的政治化话语，正是自然不过的事。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1931年的大水灾，是20世纪中国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作为一个陷入洪水浩劫国度里的公民，丁玲自然也不能不对神州陆沉、灾民遍野的惨象抱以极大的关切。正是丁玲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这种关切，使作品的表现重点仍然落在了对民众苦难的书写。
　　《水》是丁玲的一篇急就之作。这场水灾7月中旬起始于湖南，8月初至江苏北部。而《水》第一部分在《北斗》创刊号上发表，则是在大洪水尚未退去的9月20日。据此推断(并考虑到期刊的编辑出版周期)，《水》从运思到写成第一部分，则不足两月。丁玲本“不习惯一想到就动笔”，那么，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动机，丁玲一改往日写作之习惯而迅速写出这篇作品的呢?丁玲母亲本长住故乡湖南常德，灾情尤以包括常德在内的洞庭湖周围十余县为重。此时母亲和幼子都在重灾区，自然不能不牵动丁玲的心，令其寝食难安。于是，在焦躁不安中，在写《水》之前“抓不到可以任我运用的一枝笔”的丁玲迅速抓起笔，写出了这篇作品。
　　《水》虽为1931年水灾而作，但所本却是其童年时期的故乡记忆。1949年，她曾对苏联学者费德林说过：“《水》是以故乡湖南为素材写成的”。作品中的“长岭岗”和“乌鸦山”即是常德地区的地名，而“汤家阙”、“牛毛滩”等则是仿常德的某些地名而造。至于其中的一些称谓(如“老板”、“堂客”)，也是很典型的常德方言。需要指出的是，丁玲虽说“以故乡湖南为素材”，但所写湖南水灾却并不是现实中的，而是留存在其童年记忆里的，对此，她说过：“我小时居住的常德县，在沅江下游，人们经常说：‘常德虽好，久后成湖’……老百姓倾家荡产，灾民遍地，乞丐成群，瘟疫疾病，接踵而来。因此。我对水灾后的惨象，从小印象很深。”显然，她的这种童年“印象”，其核心是大水后灾黎遍地的惨象和农民在灾难中的挣扎(即丁玲所说的“农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书写童年记忆，事实上就成了对苦难的书写和对农民求生意志的表现。
　　作品一开始写道：在暗灰色的夜里，家里的人与一些仓促搬来的亲戚，老老小小聚集在没有点灯的堂屋里，忐忑不安地议论着有关“水”的话题。丁玲以戏剧化手段，通过对人物的调度，主要描写了以下三个场景：一是老外婆以独语的方式传达出的对水灾的幼时记忆。65年前，她第一次看见水灾：“饥荒，瘟疫，尸首四处八方的留着，哪个去葬呢，喂乌鸦，喂野狗，死得太多了。”丁玲借此写出了记忆中的苦难，也以此预言了即将到来的现实中的大灾难。二是七岁的龙儿所回想的白天自己在洪水滚滚中的“有趣的发现”。丁玲以对儿童心理的揣测和对儿童视角的使用，以反讽的手法写出了上游水灾的爆发及由此造成的家毁人亡的悲剧。三是牛毛滩逃难来的女人对水灾的正面描述。离此五六十里地的牛毛滩“全淹了，屋都冲走了”。借此，丁玲既表现出了对灾民苦难境遇的悲天悯人般的关切和同情，又为下文正面描写“一渡口”灾民的不幸作出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