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迁谪文人笔下的岭南商业文化 岭南文人盆景

　　关于北宋岭南商业文化，史学界多注重广州的海外贸易情况，对岭南广大区域内的商业状况，则关注不够。而且，学者们多从正史资料着手研究，像张金花女士以宋诗为基础研究宋代商业(包括北宋岭南商业)，已属难能可贵。因此，关于北宋岭南商业文化的研究，目前还是比较薄弱的。所幸的是，北宋迁谪文人一般都被安置在偏远的地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岭南的商业状况相当关心，在他们的诗文笔记中，记录、描绘了北宋岭南商业文化的真实面貌。这为我们更深入广泛地认识北宋岭南商业文化的内容、特点与发展水平，提供了便利。
　　由于北宋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迁谪于岭南的文人不仅不得签书公事，完全失去了行政的权力，所安置的地区也多属偏远地区，这就决定了他们所记录、描述的岭南商业文化，多属岭南“非中心”地区的商业文化。且看秦观的《海康书事十首》，其第五、第八两诗云：
　　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虾鱼。青裙脚不袜，臭味猿与狙。孰云风土恶?白州生绿珠。
　　裔土桑柘希，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舟同)船客。一朝南风发，家室相怵迫。半贾鬻我藏，倍称还君息。
　　这两首诗描绘的是海康(雷州)的商业文化面貌。前一首诗中，秦观揭示了近海的雷州渔业发达，从事小商贩的主要是女子，这与北宋岭南“中心”地区以男性商人为主的局面完全不同。后一首诗中，“吴绡与鲁缟，取具(舟同)船客”两句，揭示的是雷州海上贸易主要是国内贸易，不同于广州等地的海上贸易主要是国际贸易。
　　雷州滨海，海上贸易比较发达，这是今人容易理解的。可是，海南的崖州也滨海，却不仅没有多少海上贸易，连区内贸易也极少见。北宋初被贬于崖州的卢多逊曾写下《南水村》一诗：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渔盐家给无虚市，禾黍年登有酒尊。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知崖州滨海，有渔盐之利，但是却不像大陆滨海地区盐业发达，盐商著名，竟然因为“渔盐家给”而“无虚市”。所谓“虚市”，又称“墟市”，指的是农村集市。连集市都没有，可见宋初海外偏远之地的崖州，商业文化极不发达，完全像是自给自足的“桃源”世界。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海南偏远地区的商业状况是有所改变的。到了北宋中后期，苏轼被贬于儋州，他所了解的当地商业状况与宋初崖州的商业状况大不相同。在《东坡志林》中，苏轼记述了唐村老人与进士黎子云的一段对话，其中谈到“富者逐什一益富，贫者取倍称，至鬻田质口不能偿”。所谓“逐什一”，指的就是经商。商人日益富有，还****，导致穷人卖田产与妻儿都无法清偿。可见北宋中后期海南偏远地区的商业文化，已与内陆大多数地区的商业文化类似了。
　　不光是宋初“户口都无三百家”(丁谓《有感》)的崖州商业落后，在岭南某些偏远的山区，直到北宋末仍是如此。北宋末蔡僚被贬于博白，其所著《铁围山丛谈》载：“博白有远村号绿含，皆高山大水，人足迹所勿及，斗米一二钱，盖山险不可出。”
　　当然，除了深山区的广西博白，到了北宋中后期，岭南其他偏远地区的商业还是相对发达的。除了西南半岛上的雷州，远在岭南最东端的揭阳，商业也较发达。郑侠《六(金黎)助潮士钟平仲纳官辄辞赠以诗》云：
　　揭阳繁富州，钟子处城闹。怡然保清操，不与世俗换。豪家富廪庾，鼠雀嫌陈烂。钟子无田园。斗籴供晡旦。甲第辟公门，奴僮立如雁。钟子无使令，其子供碛盥。无妻备组训，无婢奉炊爨。市屋十数椽，廛商是邻畔。
　　北宋迁谪文人关注岭南偏远地区的商业文化，与他们的安置地生活以及交游、迁移生活直接相关，因而他们笔下的岭南商业文化状况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因为他们个人的生活时代是确定的，从他们的记录与描绘中可看出北宋岭南文化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这比起某些正史、商业史、文化史著作循循相因并笼统地谈论一代商业，具有更为珍贵的学术价值。
　　不仅关注岭南偏远地区的商业状况，北宋迁谪文人也关注岭南“中心”地区的商业状况。从他们对岭南商业状况的众多记录与描述中，我们既能了解到北宋岭南商业文化的基本特点，也能认识到北宋岭南商业文化的发展水平。
　　首先，从迁谪文人的记录与描述来看，北宋岭南集市贸易分布极广，形式多样，也相当规范；同时，城市商业经营手段更为灵活，在某些方面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贬谪于惠州的唐庚，有诗描写集市云“市散争归桥纳纳，橹摇不进水潭潭”(《西溪》)，此集市显然是桥市。前文提到博白绿含村“斗米一二钱”，则此村必然存在市场，可谓之村市。而贬于英州的郑侠，其《连州斛岭寨井》诗末句云“故作此歌勒诸斛岭之市”，可知斛岭寨也有市。桥市、村市、寨市，都与“虚市”一样，属于集市。这些集市商业往往是相当繁荣的。如唐庚《杂咏二十首》其十三云“茶随东客到，药附广船归”，说明惠州集市连通了东部潮州与西部广州等城市，贸易的范围广，品种也多。并且，这些集市的存在都是合法的，像唐代那种非法的“鬼市”已不再出现。
　　除了更多的集市兴起外，北宋岭南城市的商业发展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不仅一批中型城市如英州、连州、韶州、惠州、琼州等崛起，城市商业经营手段也十分灵活。据蔡僚《铁围山丛谈》载：
　　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大食商人以经营蔷薇水著名，五羊(即广州)商人仿效，以素馨茉莉花为原料加工成香水，就地取材以低成本抢占市场，足见其经营手段灵活。
　　北宋岭南城市商业经营灵活，还表现在房屋租赁方面，不仅有民间出租房屋，也有官方出租房屋，而且几乎昕有城市都有房屋出租。郑侠在英州“僦屋平山至典衣”(《元符放还谢英守何智翁》)，黄庭坚在宜州“僦舍喧寂斋”(《题自书卷后》)，苏轼在儋州“僦官屋数椽”(《与程全父》第九简)。除了北方来的谪臣租房，当地军人也租房。苏轼给程正辅的信中就说过惠州士兵有一半或在民间赁屋，或赁官屋。很显然，官方出租房屋，在耻于言商的中国古代官方意识下，只能是商业文化异常发达地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