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独断》的奏议文体观及其创作实践主旨 奏议类文体

　　摘　要：蔡邕的《独断》对奏议文体特征进行了归纳，其创作的奏议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主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时事政治的谏言意见，黑暗统治下的仕途选择，对忠孝贤良人才的荐举等方面。分析论述蔡邕的奏议作品，对于全面深刻地掌握蔡邕的文学成就，以及推动奏议文体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蔡邕；奏议；主旨内容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人，一生博学多才，师事太傅胡广。精通书法、天文、音乐等。被当时人称为“旷世逸才”。目前学界对其生平、思想、辞赋、碑铭、诗歌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令人遗憾的是，蔡邕的奏议在此类文体的创作数量上首屈一指，质量亦上乘，而相关研究却较为薄弱，甚至没有相关文章结合其创作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由此，笔者略述己见求教大方之家。
　　一、蔡邕《独断》对奏议文体特征的归纳
　　关于“文体”，郭英德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一种文体的基本结构，犹如人体结构，应包括从外至内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即：（一）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犹如人的外表体形；（二）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犹如人的语言谈吐；（三）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犹如人的体态动作；（四）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犹如人的心灵、性格。”[2]4他认为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面组成。而一种文体一经确定，便会表现出自身的规定性和特点。东汉时期的蔡邕，已经对奏议文体的基本规范要求有了比较清晰的把握，他在《独断》中对奏议文体的各种类属做了较为明确的归纳说明。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下方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戆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甲某官议可。
　　在这里，蔡邕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奏议文体的特征给予了分析阐释：一是从文体的外在形式上对““章”、“奏”、“表”、“驳议”四种类型的奏议文体程式规范进行了说明，“需头”、“不需头”，“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下方附曰‘某官臣某甲上’”等都是最基本的文体规范要求，犹如我们今天的公文写作，有着严格的外在形式要求，而到了东汉蔡邕的时候，奏议在前代创作的经验基础上，更为大量的出现，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蔡邕注意到了实践中此类文体的写作特点。二是，对奏议文体的上传途径方式进行了简要说明，如“奏者”条的“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在此，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奏议的送达最终对象为皇帝，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是权威的象征，那么，它的形式特点就显得更为重要，而蔡邕对此文体特点的归纳，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有利于奏议文体的规范，反过来说，这也容易造成奏议文体的程式化，成为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枷锁，不利于个性的展现和真实情感的表达，流于形式，缺乏实在的内容。
　　不过，作为一名出色的奏议写作者，往往能够跳出规定的限制性，创作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体作品来，“中郎章表文字，雍容典雅，矞皇凝重，遂为千秋效法，台阁文风，从是遂扇矣”[3]174。的确如此，蔡邕的奏议为后世此类文体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树立了典范。
　　二、蔡邕奏议创作的主旨内容
　　蔡邕的一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奏议创作内容涉及的范围亦相当广泛，举其大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比较突出，在作品的表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下笔者通过分类的方法，列举如下。
　　1.对时事政治的谏言意见
　　蔡邕生活的年代为东汉最为腐朽黑暗的时期，宦官外戚轮流把持朝政，社会动荡不安。汉灵帝时，各种恶劣的自然现象和灾害接踵而至，边境地区又有少数民族的不断侵害，这些再加上本来就荒淫无度的统治者，社会统治到了接近崩塌的边缘。汉灵帝熹平六年，为了能够维持苟延残喘的政治统治，灵帝征求群臣意见，蔡邕有《上封事陈政要七事》：
　　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而犹广求得失。又因灾异，援引幽隐，重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危言极谏，不绝于朝。陛下亲征以来，频年灾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醒，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
　　在此，蔡邕提出国家的兴盛，必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选用人才敢于进言献策，掌握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够使统治得以稳固。而现实却是奸佞之徒把持朝政，如此这般，实应该“思醒、述修旧事”，广开言路，明确得失，以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政治能力，挽救日益没落的朝政颓势。可以说，蔡邕的这些提议有助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清明，不过可叹的是，蔡邕所面对的君主缺乏治国的雄才大略，没有足够的政治胸怀和实际能力来操作施行这些谏言所提出的措施，国家的社会状况只能江河日下，走向覆亡。
　　再如，汉代边境少数民族的不断入侵，使得国家不得安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生活和秩序，但是此时的国力已经衰微，缺乏强大的军事实力去平定祸患。其所作《难夏育谏伐鲜卑议》云：
　　孝武皇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伐百越，北讨强胡，西征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兵出数十年间，帑藏空竭，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酤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然，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铁钺而并出，然后仅得宁息。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
　　这里，蔡邕指出“情存远略”的孝武皇帝征讨边境的行为，造成“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然，道路不通”的严重后果，以此来提醒鲜卑之不可征伐。我们说，汉武帝独具雄才大略，他在位期间，开拓了版图，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功勋。但是，也正因为连年的征战，导致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人们起义反抗。因此，蔡邕在这里所举的事例有较强的说服力，是与当时灵帝时期的国家政治状况相符合的，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他的立场还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