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新探:事业观政绩观

　　[摘　要] 毛泽东是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进程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伟大贡献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于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事业观、以注重方法与艰苦奋斗为方式的工作观、以求真务实与情系群众为标准的政绩观，是当前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的重要思想武器。
　　[关键词] 毛泽东；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
　　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事业观
　　毛泽东事业观的确立不是偶然的，是植根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有着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历史基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事业观经历了萌芽、形成和成熟三个阶段。毛泽东事业观的形成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农民起义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影响。
　　早在毛泽东十六七岁时，当看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之后，他就深为祖国人民忧虑。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此，毛泽东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萌芽的开始。
　　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要“改造中国与世界”[1]。1925年，毛泽东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题时明确表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2]同年，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3]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4] 毛泽东将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事业，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此时，尽管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但是“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重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已经内涵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可以说，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观已经初步形成。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讲演中，明确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党全军的根本要求提了出来。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还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5] 1944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文中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6]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党出发点”[7]。在这里，他指出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观已经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反复告诫广大党员和干部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一次党员干部大会上，针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强调“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8]“为人民服务”不仅是毛泽东人生观，也是他的事业观的核心内容。
　　二、以注重方法与艰苦奋斗为方式的工作观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革命中敌我关系的复杂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又面临着复杂众多的革命任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特别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毛泽东的工作观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在1933年8月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9]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10]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工作方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统一起来，把完成革命和战争的任务同实行科学的工作方法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且批评了那种只提出任务而忽视工作方法的错误观点，指出不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工作方法问题，革命和战争的任务也只是一句空话。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关头，毛泽东同志又把工作方法问题提到全党面前。1943年6月，他写就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首次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11]的概念，系统论述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领导方法和艺术。1949年3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12]这里，毛泽东强调科学的工作方法对于完成革命任务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