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经济转型年_中国经济转型

　　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去年 　　 　　“许多人都持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是一个大干快上、大涨之年，各地提出的规划也都很宏伟，但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表示，全国大约有22个省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2％以上，其中9个省是在15％以上，只有6个省是在10％以下，但这并不表示一个新的规划期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投资高潮，“因为配置资源的主体已经由政府转向了市场。”在王建看来，中国经济现在的大背景是过剩，过剩就要抑制投资，既要抑制企业投资、也要抑制政府投资。 　　　基于2010年出口高增长是恢复性的、不具备可持续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存在较大下行可能，2011年国际贸易增幅将明显降低等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预测：2011年我国出口增幅可能降至10％左右。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对投资的判断是高位回落，部分传统制造业产能较大，商品性房地产可能出现观望徘徊而放缓投资进度，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规范性要求的约束等因素将影响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他预计20l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为20％左右，比2010年回落4个百分点。 　　　“如果出口下降，政府投资加不上去，民间投资在过剩背景下继续低迷，20l 1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低于20lO年的水平，我认为应该还可以保‘8’。”王建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分析说，2011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今后5年，城镇化、工业化的中长期发展动力充足，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较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也持乐观的看法：“2011年经济增长的态势没有太大问题，基本上能保持8％”。他表示，尽管物价、资产价格可能会有较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太大冲击。祝宝良预测：GDP增长9.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在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与2010年大体相当，国际收支状况有所好转。张立群预测：2011年GDP增长率有低于8％的可能，较2010年降低两个多百分点，若采取相应措施，基于我国强大的发展潜力，GDP增长率可能回升到9％左右。 　　 　　　四方面不确定因素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在不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下，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这种“一松一稳”的新政策组合，旨在应对2011年复杂的经济局面。而四方面不确定性的因素，则可能是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平稳增长的隐忧。 　　　一是中国经济未进入稳定增长良性循环的轨道。近两年来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部分已经到期，尚未到期的也存在效应减弱问题。城乡居民收入短期内难以较大幅度提高，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进一步拓展消费受到制约。民间投资尚未实质性启动，加上地方配套资金筹措困难，政府主导的投资规模面临可持续性挑战。内需增长动力仍处在由政策拉动向自主增长转换的重要关口。 　　　投资增速趋降，持续较快增长基础不稳。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均显不足，其中房地产企业投资潜伏着回落风险。非房地产企业面对比较普遍的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前景不确定，以及融资难、行业准入管理等制约，投资均不够活跃。 　　　二是结构性通货膨胀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拉动中国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也对通货膨胀预期奠定了坚实的货币基础。近来，居民必需消费品价格开始上行，全球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也传导到国内。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上扬。大蒜、绿豆、生姜等轮番涨价，黄金、珠宝、艺术品等狂热炒作。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飙升、居民必需消费品价格上行、输入性通胀，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2010年推动通胀的力量基本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而2011年将会从一股力量演变成三股力量，即：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会消失，由国际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输入性通胀和由工资上涨所形成的“工资一物价螺旋”也开始成为新动力，如果2011年推动通胀的力量由一变三，则今年的通胀率水平将会明显高于2010年，CPI的上涨幅度可能达到在5％～6％。 　　　三是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减弱。尽管2011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新上项目会相对多一些，但是由于前两年经济一揽子计划的结束，投资主导的动力会减弱，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者说政策方面的刺激力量也会有所减弱。 　　　四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面临空前困难。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一种矛盾现象：实体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虚拟经济包括资产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潜伏着需求过快扩张的风险。二者间的内在联系是，实体经济需求不足推动货币向虚拟经济和资产市场流动，刺激相关需求扩张。 　　 　　　开启转型之门 　　 　　　转型是2011年经济增长的要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将目前“整体或全方位发展模式转型”定义为第三波转型。他认为这是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制度转型”，和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转型”之后，又一次重大而深刻的转型。转型需要在相关的领域取得突破，需要成为未来几年路径的引领之年。 　　　一是在扩大内需上加大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消费政策、社会保障、工资政策等密切相关，后者是扩大内需的着力点。要让消费、出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协同发展。 　　二是在产业结构上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发展迅速，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增长受到环境、资源等条件的制约。如果第二产业继续目前的态势发展，能源、资源的不确定性都会带来风险。因此，要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现节能减排。 　　三是经济发展内涵上应由资源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通过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引进高端的制造业和具有高端管理水平的项目，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 　　　四是在调整结构方面要有一些起色。首先是价格改革，无论是资源、能源价格还是劳动力价格。都要回归市场；其次是财税改革，包括增值税调整、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调整、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上缴利润比例调整以及与节能减排有关的财税调整等；政绩考核应有新提法，不能完全走GDP考核的老路，需要增加社会指标，如教育、医疗、和谐状况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指标。 　　　国外智库及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亦给予了高度关注。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师伯纳德・鲍莫尔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减缓，但是，中国政府不必对经济增长的适当减速产生恐惧，从经济周期的正常循环来讲，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衰退犹如自然界的冬季，有助于促进微观商业实体的优胜劣汰，有助于修正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开放以及配套性的社会改革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对于经济转型，国际金融协会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萨特尔说，中国既要借鉴日本经验又要吸取其教训。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成为增长迅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他认为，由于时间拖延太久，日本在高速增长后的转型做得并不成功。中国需要尽早行动，推动消费增长和面向国内的投资，实现经济转型。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菲利普・利维认为，经济转型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社会改革，这些配套改革包括构建社会安全网，通过提高企业利润分配比例来增加家庭收入，通过改革金融系统来提供更高的公众投资回报，同时使企业只需承担合理、真实的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