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最强人生 [放逐的生命]

　　如果有人问，谁是现今西班牙语文坛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不是巴尔加斯・略萨，也不是卡洛斯・富恩特斯，更不是胡安・马尔塞或者胡安・戈伊蒂索洛，而是那个形销骨立的智利人罗伯特・波拉尼奥。生前他烟不离手，掉光了所有的牙齿，长期生活在贫穷和病痛的折磨下；死后，却盛名远播，成为拉美“新文学”(或称“爆炸后文学”)的代表，在世界文坛大红大紫。2009年，波拉尼奥获得了美国书评人协会大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授予一位已经辞世的作家。《纽约时报》将他的书评放在突出位置，波拉尼奥被塑造成新千年的杰克・凯鲁亚克。很多评论家认为，如果不是短暂的生命(50岁)使他来不及得到塞万提斯和诺贝尔的认可，波拉尼奥将是今后这两大奖项的有力竞争者。
　　曾经有评论家将波拉尼奥的作品归结为“流亡文学”，因为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没有根”和“无所归依”的情绪。但是这样的观点遭到了作者本人的否定。他说，我没有流亡，只是放逐。
　　波拉尼奥是一位叛逆的艺术家，与社会和文坛主流都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很难定义，到底是波拉尼奥主动选择了叛逆和放逐，还是社会的放逐和排斥造就了他的叛逆，或许后者的决定意义更大一些。他曾经xx，是一杆老烟枪，饮食习惯很差，基本不睡觉，也很少说话。波拉尼奥在2003年因为肝功能衰竭去世，年仅50岁。
　　这个辉煌、敏感又固执的文学流浪者出生在智利，青少年时代移居墨西哥，后又于1973年回到智利，以支持阿连德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1973年9月11日推翻阿连德总统的右翼政变发生后，波拉尼奥被捕。在经历理想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后，他又回到墨西哥。社会政治理想破碎后的波拉尼奥，寄情文学来构筑自我。在墨西哥，他和终身挚友马里奥・圣地亚哥一起开创和领导了“本能现实主义”(infrarrealismo)的诗歌运动。这个运动由一群边缘诗人组成，他们嘲笑和否认墨西哥现有的文学风格，特别是以奥克塔维奥・帕斯为代表的诗坛主流：部分是启示性的视野，部分则是刺激并且嘈杂(为否定而否定)，还夹杂着存在主义思考和超现实主义的梦想场景等。这场诗歌运动并不成功也不具影响力，最终成员们各自散去。波拉尼奥本人因为家庭原因，横穿大西洋来到巴塞罗那，并在那里定居。在经历了一系列诸如露营地守夜人、社区小卖部售货员、餐馆洗碗工这样的非主流职业之后，波拉尼奥成为了一位不名一文的职业作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小说。身前的穷困潦倒，使他在死后成为一个图腾。在读者和评论界的眼中，波拉尼奥是“最后一个叛逆诗人”，也是在这个文学日益衰落世界中的“殉道者”。
　　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Los detectivessalvajes)，为波拉尼奥的创作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凭借该作品所获得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大奖，更是确立了作者在文坛的超然地位。评论家们将其与20世纪拉美最优秀的小说进行比较，例如胡利奥・科尔塔萨的《跳房子》和博尔赫斯的一些作品。更因为这部作品，波拉尼奥成为很多年轻一代拉美作家心中的典范和英雄，他废黜和取代了“文学爆炸”中的很多偶像人物。
　　波拉尼奥说：“这是写给我们一代人的情书”。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75年11月2日至1 2月31日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学生胡安・加西亚・马德罗的日记；第二部分是与“本能现实主义”领军人物利马和贝拉诺有不同接触的人物的自我陈述，时间跨度从1976年1月到1996年12月；第三部分则是加西亚・马德罗从1976年1月1日至2月15日之间的日记。整部作品时间和空间交叉纵横，时间跳跃，场景变换(美洲／欧洲／非洲)；重要和非重要人物超过50个，并且交替出场，犹如一个巨大的中国宝盒，不时拉出一个小抽屉，给读者以惊喜。我们满怀期待而又毫不知情，下一个出场的将是谁，什么时候，在哪里。而不同人物，从不同视角得出的主观评述，则给了读者一面故事和人物的多棱镜。故事是破碎而交织的，读者却能够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每个人物的多面性，他们或许热情执着却靠xx支持着自己的诗歌事业；或许理想崇高却是街头最普通的流浪汉。人物内心对自我的认知，与他人对人物的认知有着较大的差距，　这种撕裂的个体认知差异却构筑了最为鲜活的人物。此外，书中人物也并非静止，他们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转换中的时空就是个体发展的最佳见证。《荒野侦探》从全书的布局谋篇来看，无疑是拉美文学中的典范，堪与《跳房子》比肩。而胡利奥・科尔塔萨也是少数几个获得波拉尼奥认同的“文学爆炸”代表人物。
　　尽管，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波拉尼奥的一部自传式小说，作家将自我投射到了主人公贝拉诺身上；而实际上，这部作品很难区分出主人公，而是一组生动的人物群像，或许有主次之分，却并不鲜明。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个个栩栩如生：放弃专业投身“本能现实主义”却最终失落理想的马德罗；出身于中产阶级却沉醉于性和诗歌中的玛丽亚・芬特；满怀理想却最终发疯并被家人抛弃的基姆・芬特；自认为是墨西哥诗歌之母的乌拉圭流浪者莱科图雷……当然，波拉尼奥的密友马里奥・圣地亚哥也以尤利西斯・利马…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甚至，还出现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秘书，从她的视角来描述帕斯的日常活动，甚至“臆想”出了一段帕斯与贝拉诺的神交。波拉尼奥从来将帕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又与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者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批评截然不同，他从未具体批评过帕斯的某部作品或者某种处世方式。帕斯只因身为文坛主流的代表而受“连坐”。从书中的这～章节来看，波拉尼奥的内心深处似乎渴望着与这位文坛巨人的交流。
　　这群“本能现实主义”诗人，与传统意义上的诗人截然不同。他们酗酒、打架、盗窃、滥交。失学失业也是他们的标签。白天蜗居在阁楼睡觉写诗，夜晚到墨西哥城的酒吧和大街上四处游荡。他们大部分出生在外省的贫民家庭，或者干脆就是底层移民的后代，少有的几个出身首都中产阶级家庭，也是　门庭破落。但是，他们并不孤独。在70年代的拉美大陆上，有太多这样的青年。社会学家称他们为“失败的一代”。他们愚蠢而慷慨，肆意挥洒自己的青春。50年代的古巴革命，那时他们刚出生不久，在成长过程中一心向往，最终却发现和自己的理想相距甚远；70年代的智利社会主义变革，他们躬逢其盛，甚至亲身参与，但所有的理想和期待都在皮诺切特的炮火中化为灰烬。
　　《荒野侦探》从莱科图雷这个乌拉圭移民的亲身经历描述了1968年10月墨西哥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残酷镇压，包括用火箭筒攻击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门和到校园中肆无忌惮地逮捕师生；还从利马浪迹天涯的行程中，描述了他应尼加拉瓜桑迪诺解放阵线之邀去进行文化交流但最后却失望并失踪的经历， 其中运用了生动客观的白描手法，活脱脱一场拉丁美洲的“革命现形记”。
　　这群波拉尼奥的同龄人，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不断遭受着现实的摧残，并最终破灭。然后，他们发现了文学，以为那里会是自己的灵魂栖息地。但是，文学又让他们失望了。文坛自有其发展规律，需要辛勤耕耘多年，才能有所收获，但是年轻人没有那样的耐心，“成名要趁早”是他们的信念；此外，在这片领域，他们并无知识积累也无人脉，自然步步艰辛，不要说靠文字维持生计，哪怕是发表一首小诗都并非易事。既然“归顺”没有出路，就只好‘‘叛逆”，70年代的拉丁美洲出现了太多批判现有和权威的“超现实主义”或者“后现代派”，《荒野侦探》中出现的就有“尖啸主义”和“本能现实主义”两大派别。
　　年轻的诗人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创作，需要面对的现实却是，不仅文学创作的价值得不到承认，生计也同样无法维持。这些流派大都
　　在80年代初烟消云散，其成员有的选择面对现实，从事别的工作以成家立业；有的则坚持创作，往往最终穷困潦倒，加上xx和不规律生活对健康的损害，大多英年早逝。他们抛弃了社会，也为社会所抛弃。这些看似桀骜不驯的背后，是理想破灭的深刻绝望。那些自尊自傲蔑视同仁的背后，隐藏着深深 的自卑。书中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也难出巢臼难逃宿命。贝拉诺在巴塞罗那成为了一个普通劳动者，在饭店、酒吧等各处打着零工维持生计，后来前往非洲成为一名“廉价”的战地记者，并最终消失在利比里亚的丛林中；利马辗转法国一以色列一奥地利一西班牙一墨西哥，他的人生 多在街头和牢狱中度过，最终销声匿迹；其他的成员如哈辛托・雷克纳，成为了电影评论家；玛丽亚・芬特终身未婚，经常创作从不发表，靠当书记员谋生；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死了；郝奇特尔・加西亚不再写诗，在报刊杂志的文化副刊工作；拉斐尔・巴里奥斯已经在美国失踪；卢西欧斯・思肯已经死了；潘乔・罗德里格斯也死了；艾玛・门德斯自杀了；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不再写作，已从政……放弃、死亡和消失似乎是这些诗人们仅有的出路。他们放逐了生命，却因为那曾经火热的青春与理想，而显得弥足珍贵和分外可爱。
　　《荒野侦探》涵盖的信息量也特别大，从希腊悲剧到中世纪哲学，从现代文学理论到音乐绘画，往往书中一个小人物的某句话，就要求读者具备相关的知识储备。书中用勃拉姆斯和德彪西做比较来评述将主人公带入索诺拉沙漠的白色英帕拉小车；《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本“本能现实主义”杂志的标题，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案的主凶；在主人公表示对时空迷惘时，说自己掉进了佩德罗・巴拉莫的科马拉村；用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创造的一个词“老大哥之年”来指代1984年；引用“把羊交给狼”或者“不要妄想和两个人战斗”这样的古罗马拉丁文谚语。而中文版第18和19页、第59页以及第72页至75页对文学艺术的评论，是波拉尼奥信手拈来的作家作品信息轰炸，以便让译者和读者同时崩溃，其中列举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19世纪末以来的重要诗人及其作品。难怪，有评论家认为，波拉尼奥的作品，就是知识分子版的《哈利・波特》，既时尚又彰显品位。而能够读懂波拉尼奥就意味着您已经荣膺知识分子行列。
　　但是，这样一部精英小众作品，使用的却是最为通俗，甚至粗鄙的语言。首先，是因为书中的主人公们大都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尽管身为文化人，但是成长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用语习惯其次，自然是因为波拉尼奥力求真实再现生活的创作目的，他希望这是粗俗却真实的墨西哥生活，而不是奥克塔维奥・帕斯家干净斯文的会客厅一角，或许没有那么美丽，却张扬着生命力。大量活色生香的性描写，是《荒野侦探》的一大语言特色。译者杨向荣先生曾经表示，这是他翻译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因为很多的性描写，在中文中甚至找不到对应或者合适的词来表述。当然，写性从来不是波拉尼奥创作的目的，但是，“性”常常是人类表达绝望寻求慰藉的一种方式。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心理背景下，具备不同的意义。因而对于文学艺术作品常常独具价值。
　　波拉尼奥的一生是被社会和自我放逐的一生。他曾经自言从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外来者，这样的感受始于在智利各地漂泊的童年。终其一生，他都生活在异乡，埋骨在异地。所以，当谈起祖国时，波拉尼奥表示，“上帝、国王和祖国”大约对于绝大部分人都意味着“恐惧、领主和樊笼”。无论是智利，还是墨西哥，或者西班牙，在波拉尼奥的心中，都不是他的祖国。放逐的另一面则体现在他对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抗拒。波拉尼奥曾经激烈批评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伊莎贝尔・阿连德，讽刺前者非常乐于结交权贵(原句为总统和红衣主教)，称后者为“蹩脚编剧”。他还表示，自己从来不是“文学爆炸”的继承人，即便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也不曾收受过“文学爆炸”的半点施舍。尽管在青年时代，曾经追寻过社会主义理想，成熟以后的波拉尼奥却对左翼政治和作家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既自命清高，同时也是社会现状的帮闲；而作为主流社会的叛逆者，右翼政治与文学，自然也非他所能接受，在波拉尼奥的小说中，时常能看到他对主业会和天主教的嘲讽。
　　对于波拉尼奥而言，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错误的。他游离于一切之外，又是一位对“左”和“右”都会做出批评的斗士，这样的波拉尼奥自然不会有很多朋友，但这或许就是他所期待的生活：从幼年到青少年被社会放逐，成年之后则学会了享受这份“放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