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春晚_“网络春晚元年”与大众狂欢的重新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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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技术的成熟和网络用户的高粘度为网络春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网络媒介极大的开放性和媒介融合的特征也使得网络春晚自身的实现形式和操作模式多种多样。2010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电视台联合新浪网和中国移动举办的“网络互动春节联欢晚会”和由第一视频携手搜狐、网易、新浪等八家门户网站主办的“风景这边独好――春网开元中国互联网网络大拜年”。“网络互动春节联欢晚会”联合了电视、网络和手机三大媒体，走的是传统春晚网络传播化的套路，在注入网络互动元素的同时借助电视媒体保证晚会在线下的影响力，目标受众不仅包括网络用户、也包括电视用户；而“春网开元”则充分调动新闻、博客、播客、论坛等网络互动手段完成网络大拜年，是百分百的网络制造、网络推广和网络收视。此外，奥一网和聚橙网举办的“网络2010春晚”采用的是策划、创意、表演来自网民，而表演场地设在深圳I市民中心礼堂的方式；天涯社区充分体现论坛特色，推出帖子直播的网络春晚“开往春天的骚包车”；搜房网主办面向小区业主和购房者的网络春晚湖南、四川、河南、山东等地的地区性网站与地方电视台合作呈现的小规模晚会也齐齐上阵……虽然网络用户在数量上比起电视观众还有差距，十数场以过年为主题的文艺节目打着网络春晚的旗号在赛博空间中设下娱乐盛宴，更有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春晚台将包括央视春晚在内的大小春晚的资讯集结于一处一一除夕未至，人们已然通过网络尽情狂欢起来。
　　相比传统大众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网络媒介的互动性使得网络春晚在运作上得以充分尊重受众的自主选择权，无论是晚会的主持人、演员还是节目编排，都最大程度地参考受众的意见一一为每一个节目设置独立的评论区，人们不仅可以随意评论，甚至可以与晚会编导交流，当某个节目或某个演员的表演被一定数量的受众否决，就会被撤换或重新编排。尽管大部分网络春晚仍需借助电视媒体扩大其覆盖面、降低其风险、宣告其品质，但不可否认，电视台的特权被削弱了，受众可以通过点播、投票、在线评价等多元途径打造自己想看的春晚。在技术上，第一视频“春网开元”提供了电视收看无法实现的、多达11个摄像机位供选择，全方位呈现台前幕后的所有细节，比起被动接收由导演切换的电视画面，网络春晚的观众有条件自主选择观看的角度。同时，网络媒介24小时在线连播、随时回看和点播的优势，使这一大众的节日得以夜以继日、狂欢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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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沿袭了央视春晚的传统、同时又对其构成颠覆和挑战的节日仪式，网络春晚目前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任何一家在影响力上都尚难对央视春晚形成威胁；但它在整体上的风生水起之势，确认了巴赫金“节日是人类文化第一性”所言非虚。在此“文化第一性”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方式、回归民间的自发性表述、将日常生活中未经主流和精英文化裁剪重构的内容送上庆典是大众的本能欲求。网络媒介中的传播主体数量庞大、身份多样，加上数字技术使得内容的复制和传递变得异常方便、迅速，也使得新的传播环境成为了满足大众欲求、孕育大众文本的良好平台。
　　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本“是意义和快乐的唤起者，它们只有被人们接纳并进入了他们的日常文化后才能完成，具体到节目的内容上，网络春晚的盛行正是大众文化借网络这一特殊的大众媒体，用世俗的日常生活消解“非日常生活”的崇高感、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和政治权威、将原本民间文化的仪式性传统向都市的消费形态转移的明证。在新浪和北京电视台“网络互动春节联欢晚会”中，“西单女孩”任月丽和“中关村男孩”阿军，尽管从寂寂无名的卖唱歌手被网友们捧到镁光灯下，模样仍抹不去平民化；“山寨小沈阳”顶着别人的名号上阵，表演的却是毫不相干的芭蕾；“天仙妹妹”、“文艺女青年”邵夷贝也都是不可能登上央视春晚“大雅之堂”，却红遍网络的名人；第一视频春晚《网络歌曲串烧》、《Nobody》等节目则更加不问表演者的出处、全民上阵。虽然这些网络春晚在编排上远不如央视春晚般分秒精确、内容质量上良莠不齐、主持人常常不专业地语塞忘词、节目的场面也称不上华丽甚至略显粗糙，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永远的正确、一本正经的宏大叙事是无聊的，是“非日常生活”的，稍有差池就会引起反感，而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滑稽、错误甚至捉襟见肘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尤其当虚拟网络生活已然成为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草根性”、“山寨文化”、“快产快消”等属性也自然地被纳人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如巴赫金所言：“人们不是观看狂欢节，而是生活在其中”。当然，被媒体大做文章的“网络春晚对抗央视春晚”实际上并非大众的丰观意愿，反叛国家意识形态的表征背后潜藏着的是对于日常话语的本能亲近，以及在节日庆典中获取一席之地的简单要求。因此，网络春晚之中所呈现的，实在是未经精细打磨的自发性的、而且是集参与者与观看者于一身的欢闹景象，是比央视春晚更为接近节日仪式之本意的狂欢，这也正是网络春晚的生命力之源。
　　在传播媒介上避开了央视春晚的网络春晚便可以说是春晚形式转换的一种阻力较小的方向，其市场化相对彻底，并且至少在网络用户中赢得了不小的关注。然而毕竟网络春晚的运作者同样需要极大的成本，投入若无回报或回报不足则文化再生产也无法继续，因此，迎合了大众需求、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节日本义的网络春晚，并非就此挣脱了意识形态的引力、走上了自由创造的康庄大道，恰恰相反，在“去政治化”的同时，大众文化背后离不 开的是消费主义的驱动，而头顶的则是挥之不去的市场的意识形态这个更灵敏的紧箍咒。
　　最初是电视春晚弱化了民俗性质的仪式，确立了娱乐性之于春节的重要地位，而网络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大众从模糊的整体凸显为相对独立的个体。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观众，对自我的好恶与欲望越来越培养起清晰的自觉，曾经带有宗教意味的仪式如今更多地成为供人消费但功能需求并不明确的商品，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欲望存在之处，权力关系早已存在，消费主义像毛细血管一样分布于文化体系之中，深刻而普遍地改变了其运作逻辑；为满足大众的欲望，作为文化(娱乐)工业一分子的网络春晚亦发展出了不难解读的生产模式：在“西单女孩”、“中关村男孩”等平民明星和李玉刚、贡米等选秀走红的艺人身上，大众乐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消费了自己未及的梦想；在小品《阿凡达的新烦恼》、歌曲《我只是个传说》等脱胎于热议话题和网络流行语的节目中，大众消费了弥漫于网络空间的民间智慧和解构倾向；芙蓉姐姐的出场则满足了大众围观闹剧的趣味，并使其得以消费自我的个人情绪一一是大众的消费热忱催化了网络春晚的这一节日形态，也给予了它持续运作的资本。显然，网络春晚是有意识地与央视春晚相对而生的。今年的央视春晚中，小虎队的出现可说是央视导演的得意之作一一成功锁定了一个特定的消费群体，令“80后”们“泪流满面”，但若非他们的名字正与虎年应景，也许难入央视法眼。而对于网络春晚来说，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娱乐明星则是当仁不让的“座上宾”，甚至，九旬老太“佛山十二姨”开微博摆太极擂台成为网络红人，也因此获得新浪・北京电视台网络春晚的表演资格一一选择标准的差异凸显了网络春晚为市场意识形态所宰制的情形，一言以蔽之，为大众代言，是市场主体无法回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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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央视春晚多年来形成的模式也仍然具有影响力，尤其当网络文化多少还被视作“难登大雅之堂”，市场仅仅掌控与文化工业相对应的‘‘大众’’尚显不够，还需将其转化为与主流话语相对应的“人民”，才可能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形、也才可能在政治层面上拥有发言权。
　　“在内容上走娱乐大众的商业路线，在思想上走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主流路线，是当代大众文化生产者的一条成功捷径，网络春晚的运作者们，显然亦将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作为其表达大众话语和追求市场效益的前提，甚至潜意识中“自觉地把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作为文本的显在主题，他们将歌舞表演和语言类节目划归娱乐性统帅，而让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着互动环节：第一视频播放VCR《互联网感动中国》，借用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节目的名称，其内容和精神指向亦无二致；视频连线汶川小朋友的环节中，主持人极尽煽情；新浪网和北京电视台请来“暴走妈妈”，宣扬了母爱这一永恒主题……除此之外，主流意识形态亦转换了表述方式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比如，第一视频请上了一众青春靓丽的员工，他们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在“5・12”地震后深八汶川前线采写报道的经历，不仅使晚会驶离了纯粹娱乐的低俗层次，也狠狠地宣传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标明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坚定地站在一起。在以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为基础的狂欢场合中，娱乐性是人们的信仰，在提供足够的娱乐的前提下，意识形态说教的味道被明显削弱了，更不用提在网络中观众可以直接跳过不想看的环节――网络春晚因同时笼络了两种意识形态而得以在竞争激烈的文化产业中站稳脚跟。
　　2010年被媒体称为“网络春晚元年”，这一命名似乎意在寄寓一个网络春晚的开创的春节联欢新纪元。在网络媒体的大肆报道中，尤其满含对网络春晚挑战并“挽救”传统电视春晚的期许，并急于表明二者之间的差异。而事实上划清界限并非易事，网络春晚在整体上仍未脱离传统电视春晚的基本模式，更不可能跳脱意识形态主宰的结构性框架，它抛弃规范、破除权威的表象之下亦是带着脚镣在舞蹈，亦有报道指称网络春晚过是电视春晚的复制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唤起了大众的参与、连接了仪式的生命力之源，同时在春节这一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对自由的狂欢。因为在网络春晚的背后，潜藏着人类不断地打破禁锢，需求自由狂欢的梦想和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