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良知的缺失 作家的良知不能缺失

　　失落的艺术良知 　　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精神体现在艺术良知，而所有偏离甚至放弃艺术精神的文学艺术行为都是艺术良知的失落，甚或是对艺术良知的蔑视。 　　那么文学的艺术精神或者说文学精神如何体现呢？文学精神是通过文学这个载体所抽绎出来的，并反过来承载着文学、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泛而论之，它涉及文学的观念形态与审美理想、作品的意蕴与价值指向及其透射出的人文精神。因此，文学精神就意味着文学必须植根于人性深度的嬗变和发展方向，也就是从艺术即理想与自由的角度去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及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这不仅是文学的意义构成所在，同时也是文学的精神原型支柱。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引领下的市场文学，几乎全都是没有任何精神内涵和精神原型支柱的世俗文学，作家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投身于世俗经济的大潮，以金钱的标准来取代了文学的精神标准，制作着大量的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字。因为市场经济在持续地生产着人的种种欲望，把人性中的恶俗的一面极大地释放并张扬乃至膨胀，使社会成了一个欲望化的世俗大乐园。
　　抽空文学的精神内涵，将丑恶的金钱崇拜欲望作为正面表现大肆张扬和公开炫耀到没有耻感地步的，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莫过于朱文，他的一篇《我爱美元》可谓在中国文坛扔下了一颗重型炮弹，把中国文学的精神领域炸得面目全非。可以说《我爱美元》是中国文坛物欲崇拜的宣言书。从此开始，物欲崇拜就在中国文坛弥漫开来。不仅邱华栋、何顿致力于物欲的正面书写，而且韩东、张�、卫慧、棉棉、缪永等新生代及女性作者，皆表现出对金钱崇拜的极大兴趣。
　　金钱崇拜的书写也好，肉欲的张扬或书写也好，总之，中国文学在这股欲望化的大潮中，使作家失去了自己心灵探索的意识，更无灵魂拷问的意识，他们在传达人的内在心声和感觉时，语言似乎成了障碍，而对欲望的表达反而显得更为流畅。文学在当下作家们的手中，失去了深度，失去了历史，失去了真理性，更失去了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的审美活动变成了审丑活动，文学在对世俗世界的适应与沉沦中失去了固本的超越性品质，沦为庸俗的丑恶的同盟甚至出谋划策的军师。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作家面对商品大潮的奴性，作家们在书写时的商品意识使文学走向了商品化道路。商品化的逻辑已深深地弥散到作家的书写之中去，作品的卖点成为写作者们的逻辑起点和主要动力，中国当下文学也从此成为了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
　　
　　 抛弃的社会良知
　　作家的社会良知是作家身份的自我认证和自我确立。作家这一社会角色，首先是作家个人在社会中选择的一个位置，同时，社会也要按这一角色规范来衡量作家。任何社会角色都有其自身的规范。社会角色的成败就在于社会角色扮演时的角色意识和角色特征是否突出，是否符合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角色意识和角色特征就是角色的社会良知。
　　为名为利、放弃作家的精神身份认证，使作家的社会角色认同出现危机的现象，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成为普遍现象，一些作家则更是公然宣称为金钱而写作的书写目的和动机――
　　“我写小说就是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目的与名利是不可分的……我个人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王朔如是说。
　　“我本人也非常想拥有这些东西，当然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不好说了。我达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之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了。”――邱华栋如是说。
　　“仅有才华和智慧是不够的，没有将它们转化为丰富的物质基础的本领，在商品社会中你便不能算一个成功人士。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核心原则，一个人的成就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用金钱来衡量的。”――缪永如是说。
　　“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不作茧自缚。”――张梅通过她的小说《婚居的喜宝》如是说。
　　“我实在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张欣如是说。
　　“世界上钱字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以买杀人。”（《弟弟你好》）――何顿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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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时间开始，我们的作家对金钱的狂热表现得如此无所顾及？
　　作家们创作动机与目的直接表述也好，还是通过作品来表述也好，总之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公然亮出自己物欲崇拜的灵魂，使中国作家的集体形象大为失色，他们已集体堕入了比普通人更为庸俗的地步，通过写作来谋名利，并且已成为中国社会获利的庸俗阶层，享受着金钱和物质给他们带来的满足。于是，作家高尚的人格被亵渎，文学的艺术良知被玷污。为文学的殉道形象异变为为名为利的丑陋形象，社会公众的灵魂与精神引导者蜕化为物质欲望的张扬者和引导者。
　　当然，我们在此指责作家社会良知的丧失，并不是要作家们不食人间烟火。作为一个肉身者，人首先是生存者，生存者自然离不开物质和欲望。在此我们要做出区分的是：作为作家这一称谓的社会角色和作为人的生存者的不同区别。
　　和社会的不完美一样，任何人也都是不完美的，除了上帝完美，每个人都有他们不足和丑陋之处，但完美的上帝却又不是生存者，只要是生存者，都会有让他人甚至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地方，所谓人无完人也！比如巴尔扎克，作为生存者，他一生几乎都处在对金钱的渴望之中，他曾在争权夺利的角斗场奋斗，但却被摔得头破血流而债务缠身。巴尔扎克正是在金钱的压力下使他看清了金钱对人的主宰作用并使人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因此，他用他犀利的笔锋剖开了人们面对金钱时的丑恶灵魂。中国当前的作家们是把一个庸俗、卑下、丑陋的生存者和作家等同。即把作家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公众的灵魂和精神等角色内涵抽空，让一个空洞词汇的“作家”走入他们的人生轨道。
　　作家可以是一个卑俗的生存者，但绝不允许是一个卑俗的作家。作家的良知规定了作家必须是完美、公正、真理的持有者形象，生存者的卑俗是面对自己的卑俗，而不是面对公众和社会的卑俗。尽管是面对自己的卑俗，在求完美的作家艺术家看来，它也是应该被否定和超越的，因此作家通过自身的体验来改造他人的思想、唤醒他人的良知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使自己的良知被唤醒。作家的体验过程也是作家的觉醒和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过程，批判与否定自己的同时也正是在改变他人的同样的意识。
　　人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即有物质身体欲望的一面，但更有追求完美的精神的一面，身体应该是浸透精神、秉承意义和价值的主体。当生存欲望的一面扩张开来走出个体并在社会和公众中寻求地盘与市场的时候，人的精神的一面就彻底隐去，人的意义和价值便消失。作家艺术家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敏锐地看到这一人性沦丧的危机，从而担当人类良心的仲裁，去重新唤醒被遮蔽的精神，成为人的生存意义的给予者。中国作家会有自我觉醒的一天吗？（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