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情主义：文学审美向度的缺失|网课 艺术与审美 答案

　　文学在情感品质上朝着冷情、寡情的方向滑行，这是当下中国文坛显见的文学倾向或曰文学事实。与此相对应，向文学呼唤积极情感、向文学要感动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因为反拨文学的冷情、寡情，引发的可以称作“文学事件”的事件，2004年岁尾就有一桩。其时，上海《文学报》借报导一次很有规模的“全国中篇小说年会”之机“起事”：在该报二版头题位置使用了让人瞥上一眼就有惊心之感的通栏标题：“我们有多久没被（文学）感动了？”只是尖锐地指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学事实，便很显理直气壮地表达了向文学要情感和感动的强烈诉求。然而，文坛并不曾为之动心。见证这一点的是，至今不见任何当红作家或评论家表现出些许“跟着说”的热情，大家依然对文学严重缺失情感力量不以为然。文坛照常板着一张冷脸。这意味着，事实上掌控着文坛情势的所谓“实力派”文学势力，依然习惯于严重缺失审美向度的冷情主义文学。
　　缺失审美向度的文学最显见的特征，就是美不在场。这种文学，以文学的“批判性担承”和“向人性深层挖掘”的名义，尽兴于单向度地发掘和想像社会丑恶和人性黑暗，而拒绝抒写美善对丑恶的抵抗和阳光对阴霾的驱逐。在文本层面上，美不在场不仅表现为没有正面性、肯定性精神品质的文学形象直接呈现，也表现为止于对丑恶、黑暗的展现和强化，而拒绝完成由假、恶、丑向真、善、美的精神“引渡”或审美抵达，即缺失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审丑”。陷落到这种既无美可陈又无“审”可见的文学里，无论是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接受者，都只能去无奈地承受社会和人性下旋力的沉重纠缠，而绝难与社会和人性的上旋力深情相遇。
　　这种文学明显来路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作派。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冷情主义文学。它所以“热”情不起来，是因为它压根不认可生活世界有美善存在，而一头扎进以极端自我的方式演绎丑恶世相和阴暗心态的所谓“审丑”里。不见美、善身影的现代主义文学，自然无须有肯定性质的积极情感出场，于是只能没完没了地呈示诸如无聊、痛苦、无奈、愤恨、仇怨一类“冷情感”。当代中国作家在文本形态上学步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移到了对现代主义精神作派的模仿上，这就是蜂拥于用社会黑暗和人性丑恶编织所谓的文学的“深刻和尖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文学批判精神的强烈渴求。这种文学“深刻和尖锐”，果然使“后新时期”文学的批判锋芒陡然尖利起来。理论评论界也对此甚是兴奋不已，一遇有此类“深刻和尖锐”之作问世，就动用诸种绝好的赞语追捧。
　　其实，小说家们蜂拥于此类文学“深刻和尖锐”，有一个他们自己不便道破的原因，这就是：文学因此而变得不再难作了。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到生活现场搜寻各类丑恶、肮脏的坏故事，渠道多的是，稍一用心就会大有收获。挑出可用部分，再根据所谓“文学书写”的需要，动用“坏想像”任意删削补缀，添油加醋，越是往极端处写，就越是容易被认可是“挖掘到了人性的深层”，“表达了惊人的深刻”云云。一位著名作家到监狱采访情杀死囚犯，根据死囚犯的犯罪经历演绎出来的中篇小说，既有满满登登的色情过程又有最后的凶杀，几乎篇篇被抢发头题，并有相当高的转载率。这位作家说，其采访的情杀死囚犯人已有百多人。足够写一辈子了。
　　用社会黑暗和人性丑恶编织的文学“深刻和尖锐”，还占有这样一种便宜，不论写得何等离谱，也不会有人出来质疑或证伪。被这种精神作派的文学所俘虏的人们就这样相信了：反正黑暗的社会是什么黑暗都可能有的；反正丑恶的人性是什么丑恶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仿佛这类文学的“深刻和尖锐”就是一种豁免权，只要拥有了它，别的文学规矩全可以忽略不计，就是文字上的拙劣不堪甚或狗屁不通也不去挑剔。
　　而有美在场的文学，就没有这么轻松。能够把美请进文学表达的文学家，必须具有对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不乏无条件的敬重、敬畏的崇高感情和精神境界，即要有美好的感情在心中，有爱在心中。而沉醉于上述模式的“深刻和尖锐”里的文学家，则用不着有这等精神修养，只要有一副“坏眼光”，外加一种“坏想像”，就可以在当下中国文学语境里扮演“大家”了。想像丑和恶，本来就比想像美和善更便捷和轻松，几乎是怎么想像都能够被认可。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美与善所遭遇的挑剔、怀疑，甚至是致命的。相声演员牛群挂职当县长时，解囊办“特校”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被媒体指责为“别有图谋”，逼得牛群想跳楼以求解脱。作家李佩甫痛感生活和文学里太缺乏“理想主义的东西”和“美的东西”，就在长篇小说《城的灯》里，塑造了一位乡村善良女子刘汉香的感人形象。可是，刘汉香一出场就有著名评论家说她“不真实”，就没有人去夸《城的灯》的“深刻和尖锐”了，没有了《羊的门》问世时那样的好评如潮。至美至善绝对是多数人达不到的境界；而凡多数人达不到的，就注定不容易为多数人所认可。这也可以算是“从善如登”的一种注解。
　　美不在场的文学“深刻和尖锐”，其话语方式上的特点，是只会说“不”而不会说“是”的“反着说”。“反着说”是可以有“拨乱”意义的。但是它的负面作用是缺失建设性。正如学者赵汀阳对非文学话语的“反着说”所指出的：“知道什么是坏的，并不等于知道什么是好的”；“比如我们证明了专制坏并不等于证明了民主好，我们知道了核废料倒海里不行，埋地里也不行，但并不因此知道什么是行的。”这就是“反着说”的严重局限性：它只能是缺失“建构”方向的“解构”，和没有“反正”能力的“拨乱”。
　　这种“反着说”话语方式一旦在文学里恣肆起来，就是文学整体精神品质和情感质量的严重遭劫。肯定性质的价值指向失却了在文学里出场的理由，文学里没有了理想和信仰，没有了优雅、高贵和伟大。文学缺失了智慧光焰的烛照，被囚禁在精神昏暗里。文学对人间肯定性价值指向的拒绝，也同时意味着对人类积极情感的拒绝。文学一片恶眉恶眼起来。文学没有了美好感情在其中，没有了人间之爱，没有了敬佩和崇敬，没有了温暖和柔情，没有了同情、怜悯和感恩，也没有了崇高感和羞耻感……文学的情感世界变得冰冷、狭窄、昏暗、蛮横甚至无耻起来。就像是劈掉一座大山的阳坡，只留下阳光不到的阴面；遮蔽了阳光笼罩的晴空，只允许文学在始终的阴霾里过生活。
　　如此挤兑和畸化文学情感，无异于文学的自我戕害或颠覆。情感是文学“出生”的理由。若不是寄托和享用情感，人类或许压根儿就不会前仆后继地摆弄文学。情感也是文学始终以感性形式为生存样态的理由，因为只有感性方式，才能留住和传递情感。情感也永远是文学受众走进文学的最先和最有力量的强大吸引。假如文学里一切应有尽有，却就是缺席撩人的情感，那么，仅凭这一点就可能成为人们冷落乃至拒绝文学的充足理由。情感向来是文学最能捕获读者的威力无比的精神之箭。文学从情感上劝动读者，差不多就是劝动读者认同文学家借文学具象诗意宣达的一切；反之，文学家的一切费力，都只能属于无聊的自我宣泄，可以不与读者发生任何精神联系。
　　这里也内蕴着文学感动的价值。我们常说，阅读好的文学是一种精神享受；而从好文学里收获精神享受的过程，其实就是接受文学所给予的感动的过程。收获文学感动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感动是一种优质的爱”，是这种爱在心灵里相遇。感动一回，就是向真、向善、向美新一回的挨近、靠拢，就是新一回的精神吸收和成长；当然也伴随着对别种东西的新一回的疏远或告别。真正入心的文学感动，不能不是一种悄悄行走着的精神的新陈代谢。文学感动不仅是文学进入人心的通道，也是文学作为精神力量的一种动情的见证。
　　当下的文学时尚显然并不在意于文学有没有感动力。但是，“我们有多久没被（文学）感动了”的追问，一旦持久地弥漫开来，可能就是读者“上帝”对文学大片大片弃读日子的来临。文学被大片大片地弃读，难道不意味着文学大片大片的“死亡”吗？
　　学界正在进行着文学“死”与“活”的讨论。其实文学是不应该死的，因为人类的精神生活需要它。文学也可以是不死的，人类已经积累了大批永生的文学经典。但文学的死亡又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是它不会在总体上一起死去，而是像人类的生命一样随生随死，总是表现为或此时死而彼时生，或此地死而彼地生。文学的生与死，一定有文学之外的原因，也一定有文学自身的原因。学界关于文学“死”与“活”讨论表现出的遗憾主要是缺少对文学现场的考辩，比如没有人论及文学严重缺失积极情感和感动力是不是文学的一种具体的“死相”？破译这一文学“死相”，或许能够接近文学危机的真正自身原因，而有利于危病中文学的自救。沿着破译文学“死相”的路径，也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恢复对文学审美本性的记忆。文学一旦拒绝以审美为最高本质，文学的可能性就要这样地多起来：它或者是一般社会意识表达，或者是意识形态论争，或者是一般社会批判话语等。它照样有可观的社会阅读空间。作为一般社会言路，它甚至也表现得很有力度。但是它不好再被因为爱美而向往文学审美生活的人们，将其当作独具情感魅力的艺术品去享用了。还是那样一句话，文学里什么都可以有，包括社会意识（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社会批判等等，但文学必须首先是提供给审美的语言艺术。文学是绝对不可以缺席审美的，缺席审美的文学就不再是文学。
　　让我们努力把文学留在能够提供“爱美和对于美的爱的审美经验的”审美世界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