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小孩做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解读媒体中的城市研究

　　摘要：本文采用民族志的方法，选取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镇的留守儿童为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以探寻他们对媒体建构的城市图景的解读。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文化身份对于他们的解读有着重要影响，他们的解读中既有对媒体内容的认同、妥协，也有对抗，并且使用农村的话语来进行描述，带有浓厚的农村文化色彩。
　　关键词：留守儿童；媒体；解读；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046-03
　　
　　一、引 言
　　农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大众媒体的补位过度使得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认知发生了更复杂的变化。电视在农村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电视作为留守儿童接触的主要媒体，在构建其对外界的认知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留守儿童的文化身份将对他们解读媒体产生影响。
　　
　　二、被城市统治的传播图景
　　
　　近年来，西方文化研究诞生了一系列关于亚文化青年群体的受众研究成果，正如默多克在早些时候指出的，我们必须承认某些客观的因素会影响意义产生的过程。社会结构并不直接影响个体，而是以社会互动和大众传播来影响并改变个体。人们所从事的工作和居住房屋以及邻居的种类，都呈现出他们的阶层地位，不仅决定着人们的基本生活标准，而且限制着人们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范围及其对于意义系统的接近。[1]来自大众媒介的因素和来自社会情境的亚文化因素通过受众的媒介观看活动连接在了一起。
　　笔者认为，此类问题的讨论只有放置到更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传播语境下讨论才会有意义。我国的传媒形态、体制与国外的传媒有着本质的不同，其自身的传播特色影响着其起作用的方式。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思想使得媒体更愿意去播报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相关的内容。相对来说，农村题材的节目被缩减得与农民受众的数量严重失调。虽然农民在电视观众中占很大的份额，但开办对农节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农村专栏的开办率只有4%。[2]电视多是对城市的歌颂以及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的叙说，即使是涉及到农村，也基本呈现出贫穷、落后的形象和刻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封闭。城乡二元对立在媒体上的反映不但没有走向多样化，而且这种对立在媒体中得到了强化。在这里，并没有出现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所说的传播文本的多重矛盾，反而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在这种极力宣扬城市相对于农村的优势地位的媒体环境中，乡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亚文化群体，将对城市这样一个他文化群体做出怎样的解读？留守儿童的文化语境和身份将在他们对城市的解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都是本文将要关注的问题。
　　
　　三、农村留守儿童对媒体中城市景象的解读
　　
　　本研究考虑到对象的典型性，选取了安徽省金寨县燕子河镇，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同时收集对象儿童的日记和作文（题目为《我眼中的城市和城里人》），进行文本分析。笔者走访了4户家庭，对20余位留守儿童进行深度访谈，并收集了当地小学一个班级的学生作文和日记，进行田野考查。
　　（一）对主流城市印象的认同和引申
　　留守儿童自幼生活在农村，有的儿童假期偶尔有去城市暂住的经历，但是基本在父母居住的地方很少出门，他们对于城市的印象大多来源于电视画面。曼纽尔•普伊格回忆道，他在阿根廷看好莱坞电影让他得出的结论是：“我童年的一段时光里……现实是用英语讲出来并带着翻译字幕的”。[3]
　　首先，对城市优越性的认同。留守儿童基本都认为城市是先进、繁荣的，而农村相对是落后、贫穷的。在提及城市时，他们在作文和日记中频繁出现的字眼就是“繁华”、“美丽”、“热闹”、“富裕”。他们通常这样描绘：“大城市非常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台电视和一陪（台）电脑”；“我看电视上的城市画面是高楼大厦，车子在公路上快速的（地）行驶。”留守儿童无论有无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其描述和媒体上的图画是基本一致的。“高楼”、“公路”等词汇大量地出现在他们的描述中，反映了他们关注的基本方面。同时通过访谈，发现这些画面也是留守儿童首要提及的方面。
　　留守儿童通常拥有家庭电视的控制权。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决定观看的电视频道和节目。他们更愿意观看城市题材的电视节目，比如《芭拉拉小魔仙》、《一起来看流星雨》、《家有儿女》等。萱萱（化名）曾这样告诉笔者：“城市的电视（节目），更热闹更好玩啊，我们这没意思……”我认为这是因为儿童题材的电视节目基本是以城市为背景，此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留守儿童对城市的向往和亲近感。他们关于城市生活更加多姿多彩的想法与他们电视选择的习惯是不无关系的。
　　其次，对城市“无所不能”的误解。留守儿童在认同城市繁华和进步的同时，却在此基础上走得过于遥远了。他们在某种程度对电视上城市图景的意义进行了延伸和美化，而超出原来的内涵。
　　一些孩子这样理解：“电视机里的城市可美了。纵横交错的大道，会发光的高架”；“绿色的森林围绕着城市”；“城市里没有一点垃圾。一吃完东西就要把东西的包装立刻放入垃圾箱。”这些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画面，却都真切地存在于儿童的头脑中，作为一些正面的信息添加到现实的画面之中。对于有些名词，留守儿童往往是望文生义，“通过电视，我知道上海很大，有著名的外滩……外滩上很多人，有的玩耍，有的晒太阳，有的捡贝壳。海面上有人游泳，不过工作人员要禁止鲨鱼游进来。”其中不乏对于电视中支离破碎景象的曲解。
　　同时，对城市的想象包含了留守儿童自身的期望和美好幻想。“大城市是便捷的。马路边到处是公交汽车站台，公共汽车川流不息，出租车随处可见，大家不会为等车而苦恼。城市里家家都有机器人供人们当奴仆”；“城市中的每一层楼房都有电梯。电梯里面也都有食物和水。”无论这样的幻想中包含着怎样的不现实因素，至少表明在儿童心中，城市才是新科技、美好事物的载体，这在某种程度是对城市优越性认同的延伸和夸张，造成了城市“无所不能”的错觉。
　　（二）与城市的文化疏离感和负面认知
　　伯特•赫斯利兹认为：“城市展示出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精神。” 不同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也许可看作是对更宽泛的阶级结构范围内的区别于冲突的诠释，转换为特定的青年语境。[4]留守儿童在对城市形象的解读上或者存在反抗主流文本的解释，或者在某些方面达成一定的妥协，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城乡二元分析的框架深深地刻在了留守儿童的脑中。这种二元分立是当代我国社会结构中城乡分立造成的深刻影响。
　　1.“我们”和“他们”
　　罗杰斯曾在研究中指出，城市和农村社会在家庭、群体关系以及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5]我国的城乡差异可以用以下几个含义完全对立的词语来概括，即城市是新的、现代的、开放的、文明的、智力和进步思想的象征，而农村是旧的、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的和保守主义的。[6]城乡分化的局面导致了两种文化将对方“他者化”的倾向日益严重。
　　当笔者拜访一位留守儿童家庭时，她正和爷爷奶奶在看《全家总动员》，这是一档儿童选秀类节目，参赛者以城市家庭为主。其间，爷爷指着电视说：“伢子，要向城里那些孩子学习，你看他们多能拿得出去”小敏回了一句：“我们山里的怎么和他们比！”留守儿童在言谈之中无不透露出对城市人的羡慕，有时甚至是敌意：“最初看到城市的时候很喜欢，发现很难和城市孩子交朋友，用零食换来的小朋友很快被家长说‘不要和乡巴佬一起玩，会带坏你的’”。在狭隘的居室空间里，无论留守儿童与电视构建的城市景象多么接近，他们在心理上的距离却从未因此被拉近。城市，依旧是一个遥远而繁华的意象站在农村孩子的对面，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拒绝脸孔。当看到新闻上播放农村的新闻时，留守儿童甚至发出“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农村的事情”的感慨，可见城乡分割在他们内心烙下的印记。由于电视对现有的城乡景象的固守化，更加强了原本的城乡差异在受众脑海中的印象。这种景象在电视中得到了空间上的扩展，再回到每家每户的电视机前，在留守儿童眼中形成一种二元分化的景象。媒体并没有像有的学者预言的那样，促进文化间的对话，为不同文化群体间互相理解和交流带来更大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造成两种文化间的隔阂和分化。
　　2.对电视中农村失语的反抗
　　电视等媒体中反映的农村基本是以相对于城市的贫穷与落后为主题，充斥着悲情故事、愚昧思想、哪怕是质朴到空白的单纯，哪怕是勤劳致富后的成就，都是透露出农村的弱势地位，不可避免地带有城市俯视的姿态。农村在媒体中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处于被叙述，被宣传，被告知的地位，往往不具备独立的话语权。面对这样的媒体图画，留守儿童通常在反面做出对抗性的解读。
　　留守儿童并不认为电视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的面貌和生活。他们并不觉得农村比城市脏，更没有认同农村的相对不文明程度，“农村也有很多城市没有的好处”，“电视上也不全对”。“觉得农村许多地方比城市好，农村孩子独立、懂事、责任。自己一直都很独立。”电视在提及留守儿童较为熟悉的方面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相对强烈的批判性。尤其看到电视反映对于农村的偏见，他们通常会不以为然，有时会向身边的人发几句牢骚，表示不满。显然，他们眼中的农村和电视中反映的，在很多方面有出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留守儿童表现出矛盾的情绪。他们认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要从农村长大”，“虽然向往城市美好生活，但更喜欢家乡。”“但是，我不要一直待在农村里。”反映了他们既向往城市的富裕和繁华，但对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圈，又有着天然排斥和恐惧。
　　（三）运用农村的话语来构建城市图景
　　受众的文化群体特征不但决定了他们解读的内容，而且决定了他们解读的方式以及关注的方面。特定的文化形成一套属于本群体内的话语，这一套话语体系又映射进对他文化的解读中。观众是各种各样潜在的冲突话语的“交叉点”，这些话语反过来又衍生出了不同的社会定位和社会经验。研究者认为，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观众会以不同形式调动不同的话语，因此，意义的产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协商过程。[7]文本不可能完全被主导意识形态控制，主体性也不可能单独由主导意识形态生产。由于受众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地位，所以他们的话语实践与意识形态框架也不尽相同。[8]笔者发现，留守儿童在对城市的想象中带有着农村文化的印记，他们往往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使得其解读交织着不同文化的矛盾。
　　研究者发现，当地留守儿童跳皮筋时，有两首儿歌这样唱道：“小皮球/圆又圆/阿姨带我去公园/到了公园我不怕/阿姨夸我是个好娃娃/一 二 三 四/阿姨的家我知道/就在三楼的一百零八号/转弯就到”；“美国楼房高高/那里有个娇娇/左手，金戒指/右手，蓝琵琶/乡下的姑娘，这么骄傲”。
　　第一首儿歌中出现的完全是一幅城市的景象，我们看到城市文化深入到他们的日常游戏当中。
　　第二首，在描述城市的景象中，却很突兀地出现，“乡下的姑娘，这么骄傲。”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生硬地被包含在一首儿歌当中，反映了两种文化形态在儿童认识中充满矛盾地结合。留守儿童希冀中的城市往往充满了乡村的意象。“看电视上觉得城市真美，但是少了些大山大河……”；“我希望城市……还要多养一点鸡，那是因为小时候我到奶奶家玩，有两只公鸡……”大山、大河、养鸡，基本是农村的景观或者是农业生活的产物，留守儿童将它们注入到城市的想象当中，有时是一种误解，但是在很多时候，反映了他们希望将自己文化圈中熟悉的事物结合进一个陌生的他文化当中。
　　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抱怨城市厕所太少。他们中有很多这样描述：“其实在大城市里，卫生间是很少的”；“梦见了我所想见到的大城市，每100米都有一个厕所。”产生这类想法的留守儿童基本有过在城市暂留的经历，他们将厕所作为城市的一个重要因子，是和乡村特定的文化分不开的。乡村是由一个封闭、相对狭小和集中的空间构成，公用设施需求的数量较小，不易出现公用资源紧缺的现象。而城市恰恰相反，这两者的矛盾在留守儿童那里发生冲击，导致他们在对城市形象解读的时候出现这一特征，带有浓厚的乡村色彩。
　　
　　四、结 语
　　面对被城市统摄的媒体，留守儿童对城市图景做出了富有个性的解读――有对媒体图景妥协性的解释，也有对抗性的理解。正如霍奇和特里普的研究说明颠覆性意义与主导意识形态共存――他们认为不仅颠覆性意义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对儿童电视观众来说，颠覆性意义已经成为被偏向的解读：“在两种意义中，意识形态的（家长的）意义与颠覆性的（儿童的）意义，感情负荷和节目的吸引力都被投入到颠覆性（儿童）的意义之中。”[9]
　　留守儿童的文化群体身份对其解读有着重要影响。他们对城市的向往中交织着恐惧甚至是否定，并没有一味地接受美好城市的媒体宣言，而是从农村的实践经验出发，将自己对农村的感情投射到对另一种文化形态的认识中去。他们始终站在城市的边缘遥遥观望，使得解读中被投射出农村文化的影子。但是，对留守儿童关于城市认知的影响因素，除了本文论述的媒体构建的图景和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留守儿童的身份因素外，还涉及到人际传播的影响，个人经验的积累等等，有待于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 格雷厄姆•默多克.大众传播与意义的建构.选自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 黄明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J].当代传播,2005(2).
　　[3] 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Mudock,G. Culture and classlessness:the making and unmak ing of a contemporary myth.Paper to the Symposium on Work and le isure,University of Salford(1973b).
　　[5] Rogers,E.M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ciety. New York: Applet on Century Crofts(1960).
　　[6] (澳)杰华著.吴小英译.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 Moores,S. Interpreting Adiences ,London:Sage(1993).
　　[8] 约翰•菲斯克.电视:多义性与大众化.选自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里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单波译.受众研究读本[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9] Hodge,R.&Tripp,D.Children and Television: A Semiotic Appr oach,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