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之痛――巴以冲突亲历记】 巴以冲突

　　 　　作为亚非欧三大洲交汇之地的巴勒斯坦，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一次次被动荡和战争撕裂。尽管经科学研究证实，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语言和民族上的确有亲缘关系，尽管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然而在历经1300年的宽容以后，到了20世纪，两个民族最终因土地的争端而点燃了仇恨的导火线。
　　作为中国第一个无后援进入加沙的自由摄影师，高磊冒着生命危险，亲历冲突第一线，见证了一幕幕灵魂与肉体的痛苦挣扎……
　　
　　离上帝最近的地方
　　撰文/高磊
　　
　　今年8月底的一天，当我离开巴黎回中国的时候，佐哈（Zohar Vidan）哭了。
　　2001年夏天，一个嘴角总是挂着天真微笑的女孩出现在我身边。她就是佐哈，漂亮但不艳丽，在一群金发性感的法国女孩中并不显眼。除了偶尔冒出几句幽默的调侃以外，佐哈会静静地睁大眼睛看着我那些高谈阔论的朋友们。有一天，我发现她神情中有一丝黯然，就不经意地问了一句：“情绪曲线走低谷了？”
　　另一个朋友用几乎耳语的音量飞快告诉我：“她几次应聘都在最后关头失败了，还遭人奚落，因为她是犹太人。”
　　2003年秋天，我一直在为拍摄巴以冲突做准备，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以一个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到达现场。佐哈与她的家人为此努力了半年，终于有一天，以色列驻法领事馆通知我可以得到3个月签证。签证官把签证递到我手上的时候，表情严肃起来：“小伙子，我必须反复告诫你，去任何地方必须得到军方书面批准，我们的士兵没有幽默感，他们会向你开枪。我再次重复，他们会朝你开枪。”佐哈站在我身边，轻声说了句：“我们走吧。”
　　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橱窗的华艳被阴霾的天气压着。佐哈与我坐到临街一家咖啡馆。
　　“高，你真的决定不带钢盔和防弹衣吗？”
　　“那些东西防不了狙击手和导弹，反而让我行动迟缓，带它干吗？”
　　“说的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被一颗子弹从钢盔下沿穿过眉心打死的，那时候我在服役……你需要一个伙伴与你背靠背，那里两边都会朝你开枪，战争变得越来越下流了。”
　　“战争是人类疯狂行为的极致，我不寄希望于道德良心的保护。生命就是一个灵魂驾驶一辆车，打坏了这辆车，大不了再换一辆。”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耶路撒冷老城是16岁那年，当时我父亲就在那幢楼顶站岗。他偷偷把我引到楼顶掩体后面，我看见了圣城……”耶路撒冷市长顾问沙龙・戈施迪说。]
　　带着家人和朋友们的担心，沉甸甸的，2004年1月15日，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的班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
　　在耶路撒冷市政厅顶楼平台上，市长顾问沙龙・戈施迪（Shalon Goshty）指着脚下穿过耶路撒冷市的公路说：“这是一号公路，1948年阿以停火线，当时路这边归以色列，那边被约旦人占着。你看，耶路撒冷老城在路的那边……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耶路撒冷老城是16岁那年，当时我父亲就在那幢楼顶站岗。”戈施迪指着一幢顶上插着黄旗的梵蒂冈建筑说：“我父亲偷偷把我引到楼顶掩体后面，我看见了圣城……”
　　戈施迪不做声了，我无法揣测他在想什么。犹太人圣殿在历史上两次被毁，如今仅剩下一段残墙紧贴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金顶清真寺（Dome of Rock）。夕阳余辉中，清真寺顶部的真金现出火一般的颜色。1967年以色列伞兵降落在耶路撒冷老城，冲到哭墙前的时候，这些满脸油灰的小伙子们看到眼前的情形止不住哭了：一段残破的犹太圣地，半掩在垃圾堆中，散发出粪便的恶臭。
　　自“巴比伦之虏”始，犹太民族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没能逃脱无休止的杀戮、驱逐和种族灭绝，几乎每一个犹太家庭都有一部不堪回首的血泪史。
　　“高，每一个来到这片纷争不断的土地上的人，都带有自己的立场，有的印证了原来的立场，有的改变了，你是什么立场？”戈施迪直截了当向我发问。
　　“犹太民族是个值得同情和尊敬的民族，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暴力让我感到很不安。在我眼里，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的血都是红的，骨头都是白的。这个世界上，人都同情弱者，就像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犹太人同情一样。”
　　“武力的使用是为了回应恐怖袭击，很多无辜市民死在恐怖袭击中。我们正在采用更加主动的办法，阻止恐怖袭击的发生，比如修建‘安全篱笆’，防止来自约旦河西岸的人体炸弹。”后来，我听到了巴勒斯坦人对“安全篱笆”的称呼――“种族隔离墙”。
　　“英国人占领耶路撒冷期间，犹太人也曾采用激烈的手段攻击过他们。今天耶路撒冷大街上很多英国人，他们没有感到不安。中国人很早就建了墙，但没能阻挡外族入侵，我相信‘不战而屈人之兵’。”
　　戈施迪长叹一声，沉默。
　　市政厅广场上，看着进出市府的犹太人和持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戈施迪说：“你看，这些阿拉伯人是居住在耶路撒冷市东区的穆斯林，我们与他们可以和平共处。在以色列制造恐怖暴力事件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从约旦河西岸来的巴勒斯坦人。”
　　
　　我告诉他：“在我住的酒店，以色列阿拉伯人与他们的犹太老板关系很密切。我在雅法路（Jaffa Road）为一名阿拉伯店员与他的犹太同事合过影。无论是来自西岸的人体炸弹，还是刺杀拉宾的犹太极端分子，都使脆弱的巴以关系雪上加霜……”
　　[“他不大说话，有一段时间在吃斋祷告，说是真主在召唤他，留了一封信给妈妈，就到金顶清真寺去祷告，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体炸弹”阿里的妹妹说。]
　　2004年1月29日是巴勒斯坦人阿里・优素福・贾阿拉的25岁生日，父母正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Bethlehem）的艾达（Aida）难民营为他几天后的婚事忙碌。29日凌晨，阿里带着一个包，来到耶路撒冷市临近以色列总理沙龙官邸的加沙街。
　　已是8时40分。太阳刚刚出来，凌晨的寒意还未散尽。阿里与匆匆赶着上班上学的人们一起，挤上了19路公车。汽车开动，在拥挤的车厢里，阿里费力地挤到中部，按下手中的遥控开关。
　　车顶和车窗瞬间炸开，带着体温的人体碎块与灼热的金属片飞溅而出，击碎街道两旁住家的窗户，飞向在早餐桌旁惊愕的人们。
　　当时地上应该还没有血，只有空气中弥漫着的焦烤与机油滴在滚烫发动机上的混合气味。警察与救援队赶到现场前，挂在残破车身上的人体躯干开始滴血，落到地上，慢慢凝固成厚厚的一层。
　　５个小时后，除了街边民房破碎的玻璃能告诉人们，这里刚刚撕碎了60多具躯体，一切归于正常。与此同时，阿里在艾达难民营的家被以色列国防军炸毁。
　　一切来得很快，结束得也很快，整个过程像一段重复运行的程式。一名站在我身边很久的犹太老人对我说了一句：“你慢慢会习惯的。”我愕然。
　　军队对目标设施的破坏，不会将其彻底夷平，而是使其完全丧失功能并给清理工作制造最大困难。以色列国防军的工兵在这方面大概是全世界最专业的爆破手。阿里家的两层楼在拥挤的建筑中倒塌了，大块墙体倾斜并互相倚靠着，破裂处露出单薄的钢筋，拉扯着折断的楼板，颤颤巍巍。紧挨着的民居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60岁的哈尼娅（Hanea）站在倒塌的房子前，看着废墟下面压着的家具，脸上非常平静。以色列军车开到家门口的时候，她知道这些军人是冲儿子阿里来的。阿里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留给她一份遗嘱。
　　阿里的家人慢慢聚到废墟上，发现了我这个东方人。一张墨迹未干的烈士像送到我面前，“这是阿里。”一个女孩指着画上持枪的男子自豪地说，她是阿里的妹妹。
　　废墟旁有顶帐篷，阿里的一家挤在里面。哈尼娅将我让了进去，散落的被褥胡乱地摊在地上，一张行军床占据了大部分狭小的空间，85岁的查娅（Zahea）坐在床沿，浑浊的眼睛看着我随着自己的影子出现在帐篷里。她是阿里的奶奶，没有表情，居然伸出一只手拉我坐下，一时间我竟不知说什么好。
　　“阿里是位旅游警察吧，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应该说是很幸运的，而且他正准备结婚，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我把涌到嘴边慰问的陈词滥调咽了回去，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疑问。
　　“这是真主的意愿。”阿里的妹妹站在帐篷入口用阿拉伯语说，查娅把双手举过头顶，抬眼看了看帐篷外的天空。
　　“很遗憾，你失去了哥哥。他去耶路撒冷前你没有察觉到什么吗？“
　　阿里的妹妹费力地寻找准确的英文表达：“他不大说话，有一段时间在吃斋祷告，说是真主在召唤他，留了一封信给妈妈，就到金顶清真寺去祷告，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今天早上我们听新闻，知道他回不来了。”
　　帐篷外，一个男人探头朝里看了一眼，眼睛红红的，阿里的妹妹怯生生地对我说：“这是我爸爸。”男人没做声，转身消失在废墟堆后面。
　　按穆斯林的传统，葬礼会在当日举行，我问道：“灵棚在哪里？我能不能去看看？阿里的遗骸会不会交还给你们呢？”
　　“我爸爸在准备搭灵棚。我们不会得到阿里的遗骸，以色列人不会给我们的。”
　　离开帐篷时，我很奇怪自己在想：难道真主真的会欢迎采用极端方式去见他的人吗？
　　在准备离开艾达难民营的时候，一位惟一会说英语的教师奥马尔・阿米拉（Omar Amira）拦住我：“我们没有出路，没有未来，只能抗争。中国人，你要告诉全世界，犹太人对我们干了些什么……”
　　
　　“我在爆炸现场，看到死者中有学生和孩子，他们是平民，激烈的手段只会助长更激烈的报复。”我意识到当时说这样的话不是时候。
　　“你知道犹太人不把我们当人吗？沙龙把巴勒斯坦人变成劣等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军人，他们杀巴勒斯坦人……”奥马尔显然有些激动。
　　“难民问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造成的，埃及人和约旦人就背叛过巴勒斯坦人，使你们更加不幸。不是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选择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以色列，就像以色列人中有很多人反对使用暴力一样。”面对激动的人，我很难把对话理智地进行下去。
　　[“虽然巴勒斯坦人不断袭击我们，炸死很多平民，但是我们给他们制造的创痛更加厉害，你会亲眼看到的。我们从建国那天开始，就注定与战争捆绑在一起，当仇恨被疯狂的政客利用，杀戮就无法停止。”以色列电影制片人丹尼尔说。]
　　10天后，我来到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朱迪（Jude Ben Judy）坚持要我在进入加沙地带前见她一面。巴以冲突造成以色列经济不景气，自由摄影师朱迪找不到工作，与十几只猫生活在斗室中。那天，朱迪的朋友――以色列电影制片人丹尼尔、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编辑戴维都来了。聊过一阵后，我明白了朱迪的“良苦用心”――如果不能成功地劝我放弃进加沙的念头，她希望我能了解更多情况。
　　戴维直视着我，瞪大眼睛，用不容打断的口吻一字一句地说：“高，加沙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危险的‘丛林’，街头那些端武器的人随时会找你麻烦。别指望会出现两边拉开阵势开战的场面。你走在街上，没等知道是谁朝你射击，甚至你都来不及听到枪声，就见上帝去了，谁也不会知道你在哪里，像人间蒸发……”
　　戴维最后一次在加沙实地采访是1997年，当时的身份是一名以色列大报记者。他的伙伴曾在加沙遇到过惨痛经历，而他本人曾逃脱蒙面枪手的绑架。
　　“我必须去。今天中国使馆的新闻官告诉我，我是中国第一个无后援进入加沙的自由摄影师。我会全身而退，回来告诉你今天的加沙到底怎样。”
　　戴维朝朱迪看了一眼，摊开双手，这个姿势保持了5秒钟。
　　朱迪凑近丹尼尔耳语了几句，丹尼尔不住点头，然后吃力地把残废的身体向我挪了挪：“小伙子，在特拉维夫多呆一天，我给你看一部法国电视二台拍摄的纪录片，希望对你有帮助。虽然巴勒斯坦人不断袭击我们，炸死很多平民，但是我们给他们制造的创痛更加厉害，你会亲眼看到的。我们从建国那天开始，就注定与战争捆绑在一起，当仇恨被疯狂的政客利用，杀戮就无法停止。”
　　“巴以冲突史就是联合国的历史。我的照片不能解剖巴以冲突的肿瘤，但会让人看到人类疯狂丑恶的一面而受到触动。谢谢你们！”
　　“我会每天给你打一个电话，我要确信你活着。”这是临别前朱迪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从特拉维夫坐上以色列长途班车（Egged Bus），来到距加沙最近的一个城市阿什凯隆（Ashkelon），换乘37路汽车到达进入加沙的埃雷兹（Erez Crossing）检查站。车上只有我一个非武装人员，也是惟一的外国人。与以往同车的以色列军人不同，37路车上挤满了眼睛布满血丝、胡子拉碴的娃娃脸士兵，压满子弹的弹夹插在M16步枪上，军装脏兮兮油渍渍。车窗外焊着铁板，留两指宽的一条缝，勉强看到外面。路越来越颠簸，不时有熟睡士兵的钢盔撞击车厢的声音。
　　
　　埃雷兹检查站是人员进出加沙地带的惟一通道。前些天，中国农历大年初一早晨，我在这里拍摄出加沙打工的巴勒斯坦工人，3名以色列士兵用枪顶着我的后背面朝墙搜身，因为这里是军事禁区。
　　现在，这里安静得出奇。以色列士兵检查完各种证件后放行。我扛起行囊，踩着自己的影子走在与工人通道平行但相互隔绝的VIP通道，前方200米就是加沙地带。365平方公里，生活着150万巴勒斯坦人，四面封锁。
　　加沙地带西临地中海，形如狭长的带子。近20个犹太人定居点从各段楔入这个狭长带子。犹太人定居者在定居点与巴勒斯坦人居住区之间划出七八百米宽的隔离区，但针对他们的袭击却频频发生在这里。
　　加沙北部与以色列接壤，这里有全世界最大、人口密度最高的贾巴利亚难民营（Jabaliya）。1987年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第一次爆发起义（Intifada），第一枚燃烧瓶就是从贾巴利亚投向以色列军车的。
　　2000年9月30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的第二天，一名巴勒斯坦儿童在加沙身中８弹死在父亲的怀里。他是这场至今没有结束的流血冲突中死亡的第一个巴勒斯坦儿童。
　　加沙地带南部的拉法难民营（Rafah）与埃及接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从那里偷运武器进来，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的袭击从未停止。拉法到处是残垣断壁，未被炸毁的墙上枪眼密布。
　　陆地上，加沙地带林立的岗楼里有数不清的以色列狙击手，以色列军车、坦克随时从定居点俯冲进巴勒斯坦居住区展开行动；海面上，以色列军舰控制水上交通，巴勒斯坦大吨位的船只被炸沉在港内，加沙渔港一片废墟。
　　朝霞染红天空的时刻，F-16战机的啸叫声也随之袭来，这种声音伴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在啸叫声的掩盖下，真正的危险来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低沉的“突突”声。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加沙是一座监狱；街上穿各种制服的枪手不知来自哪个武装派别，他们也是这个监狱的囚犯。
　　加沙地带抽取地下水技术落后，水管里的水又涩又苦，无法饮用，普通百姓喝的是每天从水车买来的过滤水。一天，我走进一家杂货店买水，店老板看了我一眼，转身从柜台下面抽出一捆油布，一面解开一面说：“你需要这个，全新，外送两个弹夹和100发子弹。”一支涂满枪油的AK-47步枪，产自埃及。“4000美元，如果要M-16，我也能替你搞到。”我拒绝了。在一个孩子把手雷当玩具的地方，枪不能保护自己。
　　[艾哈迈德想往后跑，我刚喊出一声“不”，他已经起身，一发子弹同时击中他的胯部，孩子像一张弓一样弹到半空中，重重落下，惊恐的眼睛看着天空，嘴巴张着。]
　　进加沙的第三天凌晨，天漆黑。以色列坦克开进加沙城东北的谢贾耶区。
　　我到达冲突现场的时候是上午9时半。一片空旷的荒地上，矗立着一栋孤零零的三层建筑，后来得知，哈马斯（Hamas，“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简称）把这里当作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卡桑”火箭的据点。哈马斯地下工厂制造土制火箭，几乎每天从不同的地点射向以色列境内和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点。
　　几个枪手一面套面具一面与我平行着向前移动。以色列坦克在正前方约100米处，几百名儿童躲在路旁小巷里向坦克方向张望，红新月救护员头戴钢盔，防弹背心外面套着醒目的救护标志，紧贴墙根站着，救护车停在路旁倒塌的建筑后面。在最接近冲突位置的地方，一名红新月救护员拦住我：“已经死了10个，受伤太多了，没来得及统计……别往前去了，楼顶上到处都是狙击手。”我身后是一群躲在巷子里探头的儿童，在他们中间夹杂着蒙面的枪手，不时朝坦克方向胡乱射击。
　　必须再靠近，才能看清楚坦克后面的装甲车，负责爆破的工兵应该就在装甲车里，为了把工兵送到楼房前，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已经僵持了５个小时。
　　我低身向前移动，找到一个低洼地，暴露在射击位置的方向吹着横向风，这是能够影响狙击手射击精度的角度。准备拍摄的时候，本能地向后面看了一眼，寻找撤退路线，十几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跟在我的后面也到达了这个位置。孩子们很兴奋，结结巴巴地用英语说：“他们不会打你的，我们跟着你。”
　　孩子们一上来，我立即被挤出这个低洼地，同时，以军开枪了。这是阻吓性射击，密集的弹着点离我们约10米远。我立刻趴下，并大声叫孩子们回去，但十几张小脸分明不愿意错过这种童年惟一的游戏。没想到，面对以军坦克，几只小手开始拉扯我腰间的摄影袋，还在我的裤兜里摸索。一个孩子甚至站起来做出投石头的姿势要求拍照。我拒绝了，严肃地要他们离开。在加沙，事态总会莫名其妙地向尴尬方面转变。有人开始朝我扔石头了。几个孩子竖起中指朝我大声喊英文脏话。
　　我压低身体准备换个位置。以军在我正面的射击还在继续，一发子弹擦过耳边，带着空气剧烈震动的声音，把我面前的地面打出一个坑，随后传来“砰”的一声。子弹来自身后“８点钟”方向：有人朝我背后开枪。本能驱使我立刻向右侧跳开，第二发子弹贴着耳朵再次把地面打出一个坑。我意识到了危险。这时以军机枪开火了，在我面前和身后形成两道弹幕，十几个孩子与我一起被夹在弹幕之间。有人往后狂奔时被机枪射中，12岁的艾哈迈德（Ahamed Reyad Betareen）见状趴在我身边瑟瑟发抖。身后的红新月救护员拼命向以军挥舞双手，救护车不顾一切朝伤员奔来。艾哈迈德想往后跑，我刚喊出一声“不”，他已经起身，一发子弹同时击中他的胯部，孩子像一张弓一样弹到半空中，重重落下，惊恐的眼睛看着天空，嘴巴张着。救护车冲到眼前，救护人员在车身掩护下抬伤员上车，以军的射击嘎然停顿，我吊在救护车后门把手上，在一路警笛声中离开现场，机枪声再次响起……
　　舍法医院（Shifa）是加沙城最大的医院，自2000年9月底冲突爆发以来，见证过无数死亡。今天这里挤满了人，救护车不断呼啸而来，满头大汗的救护员把伤员送进急救室，然后又拖着滴血的担架呼啸而去。艾哈迈德躺在肮脏的病床上哭着喊“妈妈”，子弹在他的身体上留下很小的一个洞，没有血。医生回头对我说：“他以后站不起来了。”艾哈迈德从医生们的缝隙中绝望地看着我，这时候我原谅了所有扔向我的石头。
　　在医院里我遇到了神秘的贾迈勒・哈桑（Gamal Hassan），一个终日在医院游荡的人。他把我领到14岁的穆罕默德・卡罗・舒赫伯里（Mohammed Kherou Shuheber）家。“中国人，我要让你看看犹太人对我们做了些什么？”贾迈勒用缠着绷带的断指指着14岁的孩子说。我不能相信穆罕默德居然能活下来：半个被削去的前额在流脓，脑子在透明的头皮下颤动，左腿肌肉被撕扯掉，右腿截肢，被缝合的躯体内是残破不全的内脏，由于去掉多根肋骨，他的胸部塌了一半。2003年4月8日晚7时半，穆罕默德从学校回家，他不知道天空中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准备发射导弹。半年后醒来，家人告诉他，当时爆炸离他很近，导弹是朝一辆轿车内哈马斯成员去的，很准。轿车周围是刚从清真寺做完祷告出来的人们，倒下一片，穆罕默德是其中的一个。
　　“你有朋友吗？”我问穆罕默德。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
　　“如果你能行走，最想做什么？”
　　“杀犹太人。”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转头看了一眼铁青着脸的哥哥。
　　我的心情很压抑，此后70多天的时间里，我看着人类在传说中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把“凶残”艺术地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还是那个灵魂驾驶着那辆车，不过我看清楚了，灵魂有一半善良和一半邪恶，它们一直在争斗。”我告诉佐哈。]
　　
　　终于到了离开加沙的日子。外国人的特权是终有一天可以离开这座监狱，带走许多记忆。VIP通道因为几次爆炸袭击被关闭，我穿过工人通道几道十字门来到最后一道铁门前。以色列哨兵的碉堡就在5米开外，遥控开关没有打开这道门，而身后的门“咣”地锁上了。一名巴勒斯坦妇女抱着婴儿坐在地上，还有一个孩子躺在她身旁睡着了，她从早晨开始就在等待放行。碉堡射击孔后面是张熟悉的娃娃脸，这名寡言的狙击手我认识。
　　进出过埃雷兹检查站多次，每每看到年轻的男女士兵在掩体后面打情骂俏，总见到一个小个子的士兵涨红了脸把头别向另外的方向。一个叼着香烟的女兵嬉笑着告诉我：他是个18岁还没长毛的娃娃。娃娃兵站在掩体的伪装网后面，钢盔上插着伪装枝条，脸靠在枪托上，硕大的瞄准镜说明了他的身份――狙击手。他的任务是向工人通道内可疑目标射击。无论我怎么努力，最终只能换来他怯生生的一句话：“我今年18岁。”莫名其妙地，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刚开始，我无法将散漫、军服上画着下流图案的以色列士兵跟传说中的“骁勇善战”联系在一起。在约旦河西岸纳布路斯（Nablus）军事检查站，一名花白头发的志愿兵告诉我：
　　“这些孩子们心理很紧张，常会出错，我们这些老兵在这里教他们，有任务我们会冲在前面。知道我们的军官与阿拉伯人的军官有什么不同吗？”
　　“难道是以色列军官不穿丝质内衣，而阿拉伯军官穿着？”
　　“不只这样。我们的军官喊‘跟我冲’，阿拉伯军官喊‘给我冲’。我们的军官阵亡比例远远高于士兵。”
　　两个小时后，我还被关在两道铁门之间等待，嬉笑打闹的士兵根本就不理睬我的询问，也没人说明为什么。我终于忍不住对娃娃脸说：“两个小时了，你们不能让我在这里这么等下去，如果发生交火，我在中间无处可躲。”
　　“你在这里很安全，我们会保护你的。”娃娃脸没有说话，一个嬉皮笑脸的黄头发士兵侧过身用浓重的美国口音对我说。
　　“谢谢你，既然安全，你躲在碉堡里干什么？”
　　黄头发一愣，想要发作。转眼看到我身后抱着孩子的巴勒斯坦妇女，恶狠狠地对她喊：“你，退后，再退后。”女人艰难地把两个孩子挪到了墙角。黄头发似乎还不满意，骂了句粗口，这时候我掏出了照相机。对准焦距，调好光圈……
　　“你，不准照相！不允许！“
　　“别吵，把音量关小一点。”我转身，按下快门。背后传来阵阵粗口。
　　显然，黄头发被激怒了，他把枪握得紧紧的，贴着铁门栅栏瞪着我。娃娃脸摆出射击姿势，这是个好士兵。
　　“听着，”我走近黄头发，面对面站好，“我很想骂你，但是我受到的教育不允许我讲粗口。现在我站在巴勒斯坦的地界上，是不是可以拍照我听巴勒斯坦当局的，请你闭嘴。”
　　黄头发脖子上的血管在膨胀，几名士兵从碉堡里钻了出来，隔着栅栏瞪着我。
　　“两个小时前，我不相信你们把巴勒斯坦人当动物的说法，现在我相信了，谢谢你。而且我正在形成一个看法，就是你们也不把中国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你应该知道，二次大战时期给犹太人提供庇护的国家并不多。现在你们往后退，我要借栅栏锻炼一下腹肌。”
　　一名女兵用缓和的口气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在检查时发现CNN摄制组的行李中可能有类似炸弹的东西，长官不让说，我们不好解释，也不能放行。”
　　我没做声，半小时后，门开了，放行。士兵们很客气。
　　与几百次检查一样，本古里安机场的安全员翻遍了我每一只脏袜子，问了一堆问题。我在回巴黎的航班上睡着了。走出机舱门的刹那，佐哈站在那里。
　　“看到你活得好好的真高兴。你是不是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看法？”
　　“还是那个灵魂驾驶着那辆车，不过我看清楚了，灵魂有一半善良和一半邪恶，它们一直在争斗。”
　　巴黎下着雨，没有枪声，没有低沉的“突突”声，失去了这些声音，我难以入眠……
　　
　　巴勒斯坦：圣地之痛
　　撰文/吴冰冰
　　
　　公元前20世纪，随着迦南人的定居，今天被称作巴勒斯坦的地方在《旧约》中获得了“迦南地”的名字。到了公元前12世纪，非利士人作为席卷整个东地中海的“海上民族”的一部分，侵入迦南，他们把这块土地称为“巴勒斯坦”，即“非利士人的土地”。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使用了这一称呼，巴勒斯坦的名字沿用至今。
　　作为亚非欧三大洲交会之地的巴勒斯坦，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一次次被动荡和战争撕裂。古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这些人类历史上闻名的古代帝国都曾征服过巴勒斯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也出现在这些长长的征服者名单中。
　　
　　“上帝应许之地”
　　公元前2000年，以色列人在族长亚伯拉罕的率领下，从美索不达米亚沿阿拉伯沙漠的边缘长途跋涉，来到迦南地。他们被当地人称作“希伯来”，就是“渡河而来的人”。以色列人坚信，从那时起，上帝已经把迦南地――也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永久地赐给了他们，那是“上帝应许之地”。
　　
　　据《旧约》记载，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曾经历一次奇遇。一天夜里，有一个人来找他摔跤，直到黎明都不能胜他。那人对雅各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和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在希伯来语里就是“与神摔跤”的意思，希伯来人从此自豪地自称为“以色列人”。
　　不过，迦南的大饥荒迫使以色列人逃往埃及。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在摩西的率领下出埃及，在西奈旷野的漂泊生活中，他们接受“摩西十戒”，承认耶和华上帝为惟一的神，皈依犹太教。历经40年的漂泊后，他们终于回到“上帝应许”的迦南地。
　　以色列人要生存，就不得不与强大的非利士人作战。根据以色列的传说，上帝为帮助以色列人，赐给他们大力士参孙。参孙出生前，上帝就警告他的母亲，决不能给他剃头，因为他的力量就在于头发。参孙成年后力大无穷，曾赤手空拳把狮子撕裂，也曾用驴腮骨做武器击杀1000名非利士人。
　　无计可施的非利士人只能求助于一个叫做大利拉的妇人，让她对参孙使用“美人计”，这是人类历史上使用间谍的最早纪录之一。经不住诱惑和纠缠，参孙吐露了自己的秘密。非利士人趁参孙熟睡，剃了他的头发，剜了他的眼睛，然后在聚会时当众戏弄和羞辱他。参孙祷告：“上帝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他抱住大厅的两根柱子，用力拉倒，房子倒塌，参孙与非利士人的首领都被压死。
　　经过长达250年的征战和渗透，以色列人才在大卫王时代征服了整个迦南地，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王国。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在位的40年（约公元前973～公元前930年）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大卫王之星熠熠生辉。在以色列人看来，所罗门是智慧、力量和财富的化身，他在耶路撒冷修建了犹太教的第一圣殿。
　　
　　悄然升起的银色新月
　　随着所罗门的去世，大卫王之星开始黯淡。以色列人统一的王国分裂了，北方的10个部落组成以色列王国，首都在撒马利亚；南方的犹大和便雅悯两个部落组成犹大王国，首都仍旧在耶路撒冷。
　　北国以色列存在了200多年，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人所灭。北方的以色列诸部落从此消失，被称为“十个遗失的部落”。100年后，南国犹大屈从于巴比伦的统治。公元前586年，发动起义的以色列人遭到巴比伦王、空中花园的建造者尼布甲尼撒的无情镇压，犹大王被弄瞎双眼，耶路撒冷成为废墟，犹大王国的国王、祭司、贵族和工匠等数万人被押往巴比伦，作为“巴比伦之囚”，在那里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囚徒生活。这些犹大王国的遗民被称为“犹太人”，他们只能坐在巴比伦河边，哀叹亡国的痛苦。
　　尽管作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被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送回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历经波斯人和希腊人的统治，公元前165年，犹太人马喀比通过起义建立了哈斯蒙尼王朝，犹太人经历了大约100年的短暂中兴。罗马大将庞培于公元前63年征服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成为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犹太人在罗马统治下实行某种形式的自治，犹太的希律王在所罗门圣殿的基础上重建圣殿，史称“第二圣殿”。
　　公元66年，犹太人不堪罗马暴政而起义，以一个弱小民族之力反抗世界性的大帝国。公元69年，罗马大将提图斯进攻犹太人，一年后攻破耶路撒冷城。双方在圣殿决战，圣殿化为一片灰烬。100万犹太人在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期间被杀。罗马的一些雇佣军偶然发现有俘虏将金币吞在肚子里藏匿，于是他们一夜间杀了2000名俘虏，剖腹寻找金币。残存的起义者逃到死海边马萨达城堡，经过两年的坚守被罗马人攻克。城堡的960名守卫者不愿再被异族奴役，全部自杀。罗马士兵看到这一场景，惊恐万分。为了纪念这次征服，罗马特意发行了铸有“Judae Capta”（意为“征服犹太之地”）的钱币。
　　公元135年，再次起义的犹太人被镇压。罗马皇帝下令，将耶路撒冷用“一对公牛犁为平地”，并严令禁止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被迫远走异国他乡，开始了“大流散”。他们前往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并沿地中海进入欧洲和北非，最终散居世界各地，直到公元638年阿拉伯人征服耶路撒冷后才被允许返回自己的故乡。
　　大卫王之星黯淡了，银色的新月却悄然升起。
　　公元610年，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公元632年，在他去世的时候，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已经统一在伊斯兰的旗帜下。阿拉伯人在伊斯兰的指引下，开始了史诗般的大征服。他们向北和向西从拜占廷帝国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向东从波斯萨珊帝国手中夺取伊拉克并灭亡整个波斯。经过短暂的停顿，他们继续前进，向东进攻中亚和西北印度，向西夺取北非沿海并攻占西班牙。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第一百年，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东接中国和印度，西达大西洋，北临法国和意大利，南抵印度洋，疆域异常辽阔。整个西亚、北非和西班牙都在银色新月的照耀下。
　　公元638年，阿拉伯人从拜占廷帝国手中夺取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奉行宗教宽容政策，允许犹太人维持社会自治地位和信奉自己的宗教。犹太人也对伊斯兰社会文化保持开放性的态度，大量的犹太人深深融入到阿拉伯文化之中。在阿拉伯帝国中，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和西班牙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都是犹太文化的中心。
　　
　　两支闪米特人
　　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而且是同文同种的亲兄弟。
　　在传说中，虽然亚当是人类始祖，但是经过大洪水时代，除了诺亚一家其他人都已灭绝，因此诺亚是人类的第二始祖。诺亚有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自认是闪的后代，被称作闪米特人。
　　根据《旧约》的传说，亚伯拉罕是闪的第10代子孙，他本来叫亚伯兰。他的妻子撒莱一直没有孩子，于是便将自己的侍女夏甲送给丈夫做妾。夏甲很快有了身孕，便遭到撒莱的虐待。夏甲不堪忍受，于是逃走，在水泉边遇到上帝的使者。使者让她回去，并允诺：“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使者还给他未出世的孩子命名为“以实玛利”，意思是“上帝听到”，表示上帝听到了夏甲的苦处。这一年亚伯兰86岁。
　　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告知他撒莱将会生一个儿子。撒莱窃笑，因为她自己已经90岁了。上帝质问她为什么暗笑，并给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命名为“以撒”，意思是“笑”。上帝还让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意为“众民族的祖先”。撒莱果然怀孕生子，她于是要丈夫把夏甲母子赶走。亚伯拉罕迫不得已，给了夏甲“饼和一皮袋水”，把她打发走。皮袋里的水用尽之后，夏甲不忍看到孩子死去，放声大哭。上帝的使者从天上对她说：“夏甲，你不要哭，也不要害怕……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以实玛利在旷野长大，成为箭手。据传，以撒的后代是犹太人，而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的传说与此相似，不过把主人公的名字阿拉伯化。亚伯拉罕成了伊卜拉欣，以撒成了伊斯哈格，以实玛利成了伊斯马仪。他们还把故事接着讲下去，说伊斯马仪母子被赶出家门，一路向南来到麦加。他的后裔就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是伊斯马仪的直系后代。
　　科学研究证实，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语言和民族上的确有亲缘关系。根据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一些共同特点，它们被确认属于亲属语言，在现代语言学谱系树的分类中共同属于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中的闪米特语支。就连现在外表看来截然不同的希伯来字母和阿拉伯字母，也都源自同一种更古老的闪米特字母――阿拉马字母。
　　尽管在语言、民族和文化上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但是传说中庶长子伊斯马仪与嫡次子以撒之间的矛盾，似乎为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间的关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以及最终以色列国的建立，终于使两个民族为了争夺土地而成为死敌，这种争夺也罩上了宗教的色彩。
　　
　　圣殿与清真寺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意为“基础”，“撒冷”在发音上接近于希伯来语的“和平”，这个名字曾因此被解读为“和平之城”。但它自诞生之日就从未享受过长久的和平。事实上，“撒冷”是犹太人征服耶路撒冷之前当地土著所信奉的金星之神“沙勒姆”的希伯来语形式，耶路撒冷表示这个地方曾经是金星之神的殿堂。这表明，耶路撒冷自古就是宗教圣地。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犹太的大卫王征服耶路撒冷。他把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所罗门，取“沙勒姆”神的谐音，就是为了缓和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耶路撒冷本来有着宗教宽容的古老内涵，但是不断的外族征服却使它成为引发宗教仇恨的一个根源。
　　所罗门王收集天下最珍贵的材料，役使数十万人，用了7年时间，在耶路撒冷东边的一座山丘上建起犹太教的第一圣殿。犹太人最尊贵的圣物约柜就放在圣殿当中的一块岩石上。犹太人极为推崇这块岩石，根据《塔木德》的说法，世界的中心就在这个石头所在的地方。在这块岩石上，诞生了亚当，停留过诺亚躲避洪水的方舟，亚伯拉罕向上帝献祭出自己的儿子以撒。这座山丘也因此获得“圣殿山”的尊称。
　　巴比伦人焚毁了第一圣殿，希律王在原址重建第二圣殿。罗马人焚毁了第二圣殿，却再也无人重建。希律圣殿只残留下西侧的一段高18.3米、长48米的外墙，被称为“西墙”。犹太人到此来凭吊，想到自己苦难的历史，无不痛哭流涕。这段墙也因此被称为“哭墙”。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与耶路撒冷也有不解之缘。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后的第11年，在他身上发生了一次奇遇。根据穆斯林的传说，那一年阴历7月27日的晚上，穆罕默德由天使之长迦百利陪同，乘坐一匹叫做“卜拉格”的天马，一夜之间从麦加飞到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他站在一块岩石上登上七重天，得到真主的召见。穆罕默德的夜行与登霄成为一个奇迹，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就成为伊斯兰教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大圣地，全世界的穆斯林在伊斯兰历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庆祝登霄节。
　　公元638年，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在先知登霄的地方建起宏伟的阿克萨清真寺。事实上，这里有两座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在南，岩石清真寺在北。岩石清真寺熠熠生辉的金顶下面罩着的，正是穆罕默德登霄时踩的那块岩石。这块长17.7米、宽13.5米、高出地面约1.2米的岩石上，据说还留有先知穆罕默德的脚印。岩石上的小洞据传是天使长迦百利留下的。在穆罕默德登霄的时候，这块岩石也想一起飞上天去觐见真主，但是迦百利用手指把它摁回到原处。这块圣石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石，穆斯林相信，有7万名天使在护卫着它。
　　可是这块伊斯兰教的圣石，恰恰就是犹太教推崇备至的那块圣石。伊斯兰的岩石清真寺就建在圣殿山犹太教圣殿的原址上。就连犹太人的哭墙在伊斯兰教里也有不同的含义，据说先知登霄之前在那里拴天马，因此被称作“飞马墙”。犹太教的圣殿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就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连在一起，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圣殿山上，是穆斯林高亢的宣礼；圣殿山下哭墙边，是犹太人低声的啜泣。一样的场景，不一样的心境。历经1300年的宽容，在20世纪终于因土地的争端而变为仇恨。1967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1969年一名犹太人纵火焚烧阿克萨清真寺，敌对与仇恨从此成为圣地的主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声称耶路撒冷是自己不可分割的首都，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想捍卫自己的圣地。耶路撒冷似乎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Tips1：巴以冲突大事记：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
　　1948～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战争）。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战争）。
　　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1965年1月1日，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开始反以武装斗争。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六・五”战争），以色列占领整个耶路撒冷。
　　1969年，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部分建筑遭纵火焚烧，伊斯兰世界表示震惊和谴责。
　　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十月战争）。
　　1977～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迫使巴解总部撤出贝鲁特。
　　1987～1993年，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发动第一次起义。
　　1987年，“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创立。
　　1988年11月15日，阿拉法特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
　　1991年，中东和会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中东和平进程全面启动。
　　1993年，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签署《原则宣言》，互相承认。
　　1994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阿拉法特进入加沙。约旦和以色列实现和平。
　　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
　　2000年9月28日，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至今仍在继续的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中东和平进程再次严重受挫。
　　2001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推行强硬政策。
　　2002年，以色列借口自身安全开始修建总长360公里的隔离墙。
　　2003年，联合国公布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沙龙提出单边行动计划。
　　2004年，以色列先后暗杀哈马斯领导人亚辛和兰提希。
　　
　　Tips2：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简介：
　　以色列国：位于亚洲西部，四周都是阿拉伯国家，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接壤。1948年5月14日成立。首都在建国时为特拉维夫，1950年迁往耶路撒冷，但阿拉伯国家对此存有异议。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以色列国面积应为1.585万平方公里，目前实际控制面积将近2.5万平方公里。国家政治制度为议会民主制，主要政党有利库德集团和以色列工党。人口550万，其中81.2%为犹太人，17.1%为阿拉伯人，其余为其他少数民族。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以色列被视为一个犹太教国家，犹太教的安息日星期六，以及所有犹太的传统节日和宗教节日都是全国性的法定节日。
　　巴勒斯坦国：根据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面积应为1.1万平方公里，但由于阿拉伯国家反对该决议，当时未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原本划归阿拉伯国的全部土地，以“法塔赫”为首的一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试图通过武装斗争收复被占领土。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告成立巴勒斯坦国，并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但该国未划定明确的疆界。1994年，巴勒斯坦人开始在被占领土部分地区实行有限自治，实际控制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巴勒斯坦人总人口约800万，其中近400万为难民。巴勒斯坦人属于阿拉伯民族，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有学者认为现代巴勒斯坦人是古老的迦南人、非利士人等早期部落居民的后裔阿拉伯化的结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