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纵横谈（二）]帝王学

　　唐太宗即位后做了23年皇帝，在位时间不算长，但其政绩却彪炳史册人民颂，“贞观之治”传千古。贞观之治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呢? 　　1)“为君之道”，以民为本。李世民的个人素质极高，聪明睿智，明辨是非，豁达大度，目标明确。李世民即位以后，时时不忘以“亡隋为戒”。他曾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凡事皆须务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他还反复引用荀子所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并提出了“君主不能一人独断”。几此，都充分反映了他“以民为本”和“安人之道”的思想。同时，李世民深谋远虑，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当时的治国大针方略，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2)知人善用，广任贤良。凡行大事业，必有大人才。太宗即位后即曾指出：“治国之本惟在得人。”“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并提出了“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的用人标准和“各有所长”的用人原则。的确，李世民特别重视人才，他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胸怀和气魄，将各类人才网罗到自己身边。
　　唐太宗用人无门第、地域和亲疏之限。他的大臣中，除秦王府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外，还有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等；有原为其政敌的部下，如王“王圭”(注：应为“王”字旁加“圭”，我字库里没有)、魏征等：有隋末遗臣如李靖、虞世南、封德彝等；有寒门出身的马周、孙伏伽、张玄素等。房玄龄长于谋划，杜如晦能断大事，世有“房谋杜断”之说，太宗即令两人均为丞相，相互配合。
　　弃怨用才，昔日仇人成挚友。魏征少有大志，好读书，涉猎很广，为人尤为正直。他原为李建成谋士，曾劝李建成杀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被人揭发，李世民十分恼火，找到魏征，魏征坦然道：“那时我为太子谋士，当然要为他出谋划策，可惜太子未听我话，否则你也不可能做上皇帝。”旁人以为魏征因此必死无疑，但太宗认为魏征正直，胆识过人，人才难得，不但没有加罪，反任命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朝廷提意见。
　　手下最倚重的猛将尉迟敬德也是他敌人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刘武周被打败后降唐。不久刘武周部将寻相(尉迟敬德的好友)叛唐出走，李世民部下即将尉迟敬德抓起来准备杀掉。李世民以为不可，释回敬德，并请至府中促膝长谈说：“大丈夫意气相投，不能因一点误会而记恨，有人目光短浅不识将军气度，我对将军是深信不疑的，去留自便。”辞别时李世民还送一份厚礼以为盘费，敬德大为感动，跪拜道：“敬德并无去意，蒙此厚爱，决心追随大王终生，誓死不变!”尉迟敬德从此忠心耿耿，成为李世民的得力助手。
　　3)明辨是非，虚怀纳谏。唐太宗特别注意虚己受人，兼听纳谏。他曾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并且举出秦二世偏信赵高，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国亡的例子。唐太宗很赞同这个说法，他对臣下说：“人欲自明，必须明镜；主欲自照，必借忠臣。”魏征有见识，有胆略，刚直不阿，敢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深得太宗器重。
　　魏征有个著名的忠臣与良臣的见解。他曾对太宗说：“我希望陛下能让我成为一个良臣，而不是一个忠臣。”太宗惊而问故，魏征说：“良臣拥有美名，君主也能得到好名声，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将得昏庸恶名，甚之国破家亡。”贞观中期进入盛世，人多歌功颂德，唯魏征保持清醒头脑，给太宗提出10条意见(“十思”)以为警戒，李世民也很重祝，郑重地抄在了屏风上，以便早晚阅读，引起警惕。
　　皇帝贵为天子，朕即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臣僚意见有时弄得下不了台难免有受不了的时候。一次魏征就因固执己见而得罪了李世民，他回宫后怒气冲冲地说：一定要杀了这个老农民!长孙皇后了解后却庄严地恭贺太宗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太宗闻后转怒为喜，对魏征更加重视。正是由于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前后进谏二百余事，纠正了太宗不少过失，在保证致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太宗十分哀痛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持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