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之恋演员表_漆陶之恋
10多年来，他在漆与陶间游走。从受争议到被肯定，从未放弃。 他说：“现今艺术工作者，一来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二来接收西方思潮的注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中，我们如何打开传统的包袱，使其接受阳光的熔解，而重新铸造出新的生命动力，这是一种使命。”
他是李幸龙，台湾漆陶艺术开创者，漆陶文化推动者。一位不希望看不到根源，不希望受审视的框架局限，不希望自己停留的学习者；一位不断糅合复合媒材创作，却始终坚持“以陶为重心”的做陶人。
费心发扬传承古
拨通李幸龙电话时，是晚上10点，他正下课回家。每周一和周四，他都要去附近的海线社区大学教授陶艺课。那里开设各式各样的生活艺能课，学生都是在职学习。台湾很重视通过社区的方式推广学习、扩大艺术认知，因为认同这一点，李幸龙从2001年起就在社区大学任教，一晃竟已11年了。
回家后，李幸龙又钻进工作室。他的家是由三栋建筑组成的三合院，一栋住家，两栋作工作室。用他的话说，“还蛮大的，占地200坪（约660平方米），每栋都是三层楼。三栋房子围在一起，四周都没有住家，就在田中间。”一到夜里，工作室尤显静谧。此刻，李幸龙开始绘图、打底稿，“我要先画好图，白天助手才能接着做，他们做了再由我来修饰。”画好图，又是凌晨两点。这是李幸龙一贯的休息时间。
走出工作室，李幸龙抬头望了眼墙上对联：陶于火中勘百炼，艺随泥土日相依。这是他从艺之初所作，横批“费心发扬传承古”将工作室之名“费扬古”隐含其间。“从中国南宋起，就有费扬古这个称呼，指家里的小儿子，我是家里的小儿子；其次，陶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工艺，我希望尽心发扬，并延伸成为一种现代陶艺。”
不管在工作室还是家里的茶几上，都摆着一些造型别致的茶壶，那是李幸龙的作品。平时，他就用这些壶来沏茶。30多年来，李幸龙创作了数不清的茶壶，尽管如今他的创作以大型装饰为主，但每年仍会延续壶的创作。他将每一季新的创作元素投在一个小茶壶上，让创作有脉络可循。他说，有些收藏者可能没有办法收藏大件，那么也可以收藏壶系列。
一把壶与一把好壶
李幸龙的艺术之路，始于茶壶。
1964年，李幸龙出生于台中清水。念国立大甲高中美工科陶艺组时，在课堂上看到王明荣老师转动辘轳，一团陶土瞬间变成一个碗、一个茶壶，当下决定专修陶艺。
30多年前台湾陶艺刚起步，创作资讯薄弱，没有可参考的书，只能自己摸索。毕业后，李幸龙前往莺歌求学，然而那时莺歌云集着产业工厂，量产锅碗瓢盆类的实用陶瓷，全无艺术可言。
后来，他到台北一间个人工作室学习，1987年，他成立“费扬古”工作室，制作手工茶壶。有感大陆宜兴壶被世界认可，1991年，李幸龙来到宜兴，跟随名师曼心（秦酉桃先生艺名）习艺，希望总结宜兴壶的优缺点，做适合台湾的现代陶艺壶。
宜兴的技术员可以很容易做一把壶，但为什么有些壶却可以卖到1000多万元？“我的老师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希望不是做一把壶，而是做‘传器’，能代代传承的器物。”这句话，李幸龙终身铭记。
如何做一把好壶，在李幸龙看来，首先要懂茶文化，懂泡茶。由于茶叶品类差别、喝茶方式不同，茶具也应具有不同的形态。茶壶随饮茶产生，更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制壶者，不仅要对茶学有所理解，还要对陶瓷工艺有所掌握，才能制作出实用与美观兼具的茶壶。“所以我会用自己做的壶来泡茶，只有亲自使用，才会在力学、功能学上做到最好的结合。”他感慨，“方寸之间的壶难度远胜于做一件大型装饰。”
1990年，李幸龙“茶壶的世界”个展在台巡展，同年《李幸龙茶壶集》出版，但这些成就并不能让李幸龙满足。他说，壶属于大环境里的小格局，“我不希望自己停留。”
漆相依 陶相恋
1997年，李幸龙又踏上求学之路。他向台湾漆艺家赖作明求教，尝试在陶艺中融入漆艺技法。
陶性朴实，漆性华美，这两者结合将产生怎样的艺术火花？或许有些人想过，但很少有人尝试。赖作明有尝试将漆与陶结合，但李幸龙认为，“以漆器的专业角度讲，赖老师做的事实上称为陶胎漆器。但我的漆陶，是将陶和漆这两种不同属性的材质同时呈现在一件作品的外表。”
学艺一年后，李幸龙成立“”工作室，“桼”是漆的古字，“匋”是陶的古字，除了表现陶与漆这两项传统工艺的完美结合外，也为陶艺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虽然复合媒材的运用在今天已是一个创作主流，但在当时，还是面临了不大不小的尴尬。
1999年，李幸龙带着40余件漆陶作品，满心欢喜地在莺歌“富贵陶园”画廊举办个展——蜕变之美。然而市场反响极不给力，一是大家没见过这样的复合媒材创作；二是这些漆陶作品比纯粹的陶艺作品价格高了一大截，经营者不了解，收藏家也不了解，更不敢贸然下手。那段时间，李幸龙一有空就跑到富贵陶园。“我要教育经营者，给他讲漆陶结合的艺术价值。”
对于业界而言，漆陶艺术的诞生也掀起了一场争议和探讨。在个展前，李幸龙带着新作参加“传统工艺奖”评选。1998年，漆陶作品《我的天空》第一次参评时，虽然让大家眼前一亮，但评委觉得这个不应该得奖，因为它不能被明确地归类，既不能被归于陶瓷类，也不能被归于漆器类。最终，这件作品被划分在“其他类”获得三等奖。李幸龙不气馁，第二年又参加比赛，终于捧得一等奖的奖杯。尽管，所属类别依然是“其他类”。
这些争议却让李幸龙很珍惜。“这说明大家在关注。北京有位非常有名的漆艺前辈乔十光，之前也不认同漆陶。但听说，这几年他开始尝试做漆与陶的结合。”在李幸龙的影响下，现在全台湾已有三四十个陶艺家在做漆陶，甚至一些金工、玻璃类的工艺师，也在跟着学漆，“把漆陶推广成为台湾独特的文化，我觉得这是正面的。”
从描图、调土，到塑型、雕刻，再到窑烧、上漆，制作一件漆陶作品工序非常复杂，通常要2～3个月。尤其上漆阶段，需打底12～16层。“上一次漆可能只要15分钟，但要花一天时间待干，第二天才能上第二层漆。16层漆后，再进行研磨、推光。”李幸龙说，这时的成品状态并不是最漂亮的，还必须等半年“回色”。“常有收藏者打电话给我，说作品褪色了。其实这不是褪色，是回到了最原本、最亮丽的颜色。完美的作品需要时间积累，也需要以平静心等待。”
有时，李幸龙也会在作品局部贴金箔。金箔是漆器的传统技法，但李幸龙贴金箔时，会故意造很多层次的漆，让它看起来不那么亮，或者贴了金箔后故意磨破，产生斑驳的效果。“我对漆的概念是，它是很传统的技法和材料，但我并不希望用很传统的角度来框住我创作的形态。我希望把传统漆器提升为纯艺术创作的材料。”
跳进来，再跳出去
现代陶艺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逐渐失去立场，李幸龙立志要走出台湾本土特有的风格。
他主张，现代陶艺应该从传统再出发。在他的每件作品上，我们都能清楚看见一些纹饰元素。这些从建筑、刺绣、漆器、木雕、青铜器上获得的图案，被李幸龙重新拆解、构思，形成新的组合。如作品《年画》、《戏曲》，是将传统纹饰当成符号般重新组合，产生别具民族意趣的图像；作品《女儿红》，是在传统瓷器元素的基础上做成现代雕塑，旗袍装跳出传统花器的梅瓶形态，看上去像待嫁的女儿，这是李幸龙比较满意的作品。
李幸龙3年推出一个新系列，而前两年一般做纸上作业，确定创作主轴。他透露，最新之作将以“行草”字体结构线条为灵感，字将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字，还是一幅画面。每一个笔画都可以形成一件作品，比如“永”字的一捺，就可以进行立体化创作，然后背景融入纹饰。
“一开始跳进去，再跳出来，说实话，这是很冒险的。”但近几年，李幸龙的努力慢慢“被肯定”，参加国际比赛，屡获大奖。“当参加国外比赛，不知作品来自哪里时，它具有相当的东方色彩，具有强烈的辨识度，这就是我要的本土陶艺气息。”
李幸龙办展无数，而他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场展是“硘想”。“硘”在台湾话里是陶瓷的意思，“硘想”是学陶的心声，做陶的态度，也表达了一份感恩的心。这次展览，70%的展品都是从台湾收藏家手里借回来的，完整呈现出李幸龙30年创作的脉络主轴和不同阶段的作品风格，从传统器形釉彩纹饰的表现，到现代化妆土的运用，漆与陶的结合，再到新柴烧的诉求和定位，能清晰看到作品在成长。
当初一起学陶的20多个同学，如今只剩李幸龙一人在坚持。艺术创作压力很大，而他将在复合媒材的创作结合上继续求索。“如果有体力和精力，我希望将台湾原住民琉璃珠结合到陶艺创作上。”
对话：
漆陶和陶胎漆器有何区别？难在什么地方？
漆陶是高温陶，一般烧到1230℃～1260℃，而陶胎漆器是低温陶，只用烧1180℃。高温时差10℃～20℃就差很多。温度越高，陶表面的毛细孔就会越小，更不易与漆做结合。我做的漆陶比较困难的是，局部是陶，局部上漆，我又不愿意降低温度。陶烧得低温的话，比较容易破损，像我最近做的柴烧，加天然漆，难度更高。烧到1260℃后，几乎没有毛细孔，那如何让漆能稳固地渗透并结合在陶的胎体上，这是高温漆陶最大的难度。
在我尝试这一类型的创作之前，国内外是不曾出现过的。日本漆器发展最完整，但之前也没人做漆陶。因为他们的漆艺家一辈子就做漆，对陶不了解。要克服结合的障碍，必须从土的调配、陶胎的塑造开始调整。我在传统上漆方式上也做了适当调整，这是两种媒材和工艺技术层面的东西，都要深入理解，才能从陶克服50%的障碍，再从漆克服50%的障碍。
您为什么想要做柴烧？
台湾柴烧有盲点，现在做柴烧的人很多，但不是一个落灰、一个火焰就是柴烧，那是50年前的概念。做柴烧很辛苦，既然这么苦，那如果创作者还只期待这些自然现象形成的纹理，就远远不够，这样的柴烧毫无价值。它可能看起来像日本备前烧，但它不能叫台湾新柴烧。近几年我将柴烧融入漆陶创作，希望让柴烧找到李幸龙的风格。
您接受定制吗？
基本不定制。除非有些熟的收藏家想照着以前的概念再做一件。通常也只有70%的雷同度，我的作品每一件都是单一的，不希望做复制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