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说清楚

　　王友琴，女，1952年6月12日生，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1984年在北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出版了《校园随想》《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化震动》等书。
　　我生在苏州，11岁时到了北京，不到17岁时下乡去云南，过了27岁时考上大学又到北京。常有人问起“你是哪儿人？”第一次到北京时说是“苏州人”，在云南时说是“北京知青”，第二次到北京时说“从云南考来的”，以后该怎么回答，还没想好。
　　在幼儿园时我提前一年进了小学，没读五年级就上了六年级，读了初二就考进了高中，而且是所谓“重点中学”。于是，在13岁时被说成了“白专分子”，据说被班里文革委员会划入“四类”。然而，直到现在并未有表示“专”家身分的高级技术职称。看来，“专”这种词只有在和坏意思而不是与名利之类相联系时才容易得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了全省第一。但因父母未平反没被录取。1979年我考了全国文科第一，进了北京大学，还被特许提前毕业。我本人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那么肯定是环境变了。这些变化的文化含义和深浅程度，是常常使我思索的一个问题。
　　我试图不是从个人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种种经历。我知道，以往的生活虽然有过波澜起伏，甚至不乏曲折之处，但总体来说却极缺乏个人意志的作用。回首往事，发现大量的行为，都不是出自个人的理性思考或道德追求。人被环境所左右，被动而软弱，这当然已是无法弥补的过去的事了。只有当我能对这种生活作出某种富于洞察力的分析时，重述这种生活才有意义。
　　近年来我作过关于小说的研究，关于鲁迅的研究，关于妇女问题的研究以及“文革”的研究。都只是初步的尝试。所有这些，有的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往严肃处说也许是“使命感”；有些是出于老师、编辑或朋友的督促；有些则是为了完成学校安排的课业。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也不妨说一下。我在9岁能读诗的时候也迷上了写诗，写下一薄本，并幻想将来成为诗人。年事稍长，读的书多了，觉得自己大概不可能具备托尔斯泰、杰克·伦敦那样丰富的人生阅历，渐渐放弃了早先的念头，对数学、物理的初步入门又使我迷上了另一个更清晰、更有条理的世界。如果没有“文革”，我会进一步走入这个世界的。后来，在农村，涉世越深，想得越多，也越体会到把苦难的原因，把人心深处的阴暗的和光明的东西揭示出来，是件很苦的事。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写作又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必有实验室，不必有职业条件，不必有合作者，也无须有受正规训练的机会，只要有纸和笔就能写。
　　在我的生活中难忘的人和事很多，但选不出可冠以最高形容词的是哪一个。我认为我的经历不是戏剧性的，我也不愿在想像中把它戏剧化。所有重要的转变都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也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
　　我尽力使自己是认真的、统一的。我厌恶玩世不恭和自相矛盾，厌恶故弄玄虚和自欺欺人。我不愿伤害人，并且希望大家都这样。偶尔和人争论什么，不管从世俗的角度看对方的地位比自己高还是低，在我看来，一种认真的争论本身隐含着和对方在真理面前平等相处的前提，也隐含着对对方看法的尊重。如果被视为冒犯或不恭，我只能认为是平等的观念尚未深化的结果。
　　我曾在论文中讨论过中国古代发生的学术界“意图扭曲”的问题，即皇权强迫学术维护专制统治，学术活动追求真理的主要目的被降到次要的位置。往往是强权而不是学术本身的发展需要控制了学术的流变方向。这不仅使学术未能得到大的发展，而且使学者们有的虚伪成性、专事迎合，有的则把扭曲了的意图当作本来意图，在一些意义不大的工作中浪费了自己的学术生命。
　　“五四”那一代学者强调了建立现代学术的重要性。他们发展了学术，并且通过学术，在为现代中国提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我以为现在需要努力达到那一代人的学术水准，完成他们未完成的工作。
　　一个人要评价自己，这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