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惑_艰难的出走——青年农民进城的困惑

　　他们曾经喜悦。　　当久冻的国土由封闭向开放裂变的时候，他们这一代人终于解脱了故土的束缚，一双双眼睛灿然生辉地涌入城市并汇入城市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天地！　　——浙江、江苏、安徽的数十万补鞋大军、小木匠、服装推销员，遍布全国大小城市的街头巷尾；
　　——北京，仅谋求保姆职业的乡下姑娘，高峰时就达40万；
　　——华中、华北几十万的农民建筑工程队下关东、奔江南、闯海南；
　　——剩余劳力“大国”四川，仅是转入贵阳打工的就有50万，以致贵阳1988年春运时不得不开专列运“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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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农民已达8500多万，青年劳力占90％以上！
　　他们的出走，给曾经僵死的社会带来了活力。
　　河北邯郸市，光是农民办的影剧院就有12座。一直令北京的决策者伤脑筋的吃菜难、吃饭难、入托难等问题，因农村流动人口的进入而部分得到了缓解。全国大小城市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无不凝聚着流动农民的智慧和汗水……
　　外出的农民又给家乡“造血”：仅江西宁冈县在深圳一个工业区务工的810名女青年，每月寄回家乡的钱就有5万多元！
　　能为社会添砖加瓦同时获取利益的生活，是令人愉快的。可几年过去，如今他们面临困惑。
　　挣不断的“根”
　　深圳宝安。
　　她叫黄秀莲，5年前从湖南湘西农村来到宝安城，在一家制衣厂当临时工。来时19岁，正值豆蔻年华。她是个好强的女子，刻苦钻研制衣技术，很快就成了生产骨干。几年来，经她手制出的衣服销往香港、美国及欧洲。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使她成为一个熟练掌握技术的大企业的工人。
　　可父母却为她操碎了心！因为是临时工，是乡下女子，在宝安几年她找不到如意郎君。眼看就要成为“难出嫁的姑娘！”中秋节，父亲来到宝安把她带走了。走进北上的列车，黄秀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往下掉。
　　但，这样的命运又何止一个黄秀莲？
　　在宝安，在“三来一补”企业当临时工的外来女工就有18万！
　　她们大都是山区的初、高中生，出来时大都十八九岁。她们兴奋、自豪，庆幸自己勇敢的选择，庆幸能看到深圳如林的高楼、如流的车辆，庆幸自己能过上不同于父辈的生活。她们抒发着自己的心声：“特区腾飞我发展，”“企业发展我成才。”
　　宝安的横岗镇，常住人口1万多人，总劳力3400多人。外出劳力却10倍于当地的劳力，达3万多人！现在这个镇来料加工厂370多家，年工缴费收入1亿多港元，人均年收入1000元，比1979年高出16倍！横岗的领导者说：没有人口的流动，就没有今天的横岗。
　　但外来工毕竟是临时工。当地工、国家职工有保险、医疗福利和住房，外地工却没有。外来女工更是多一层忧愁，她们的户口迁不来，多数人不愿回到家乡的黄土地寻求配偶。而当地的男工又供不应求，男女的比例为1：4，有的工业区高达1：12。一进入婚龄期，她们的心境便日趋沉重：有的求偶心切，轻率失身，上当受骗；有的被老板玩弄，被逼出卖肉体。据一卫生院统计，从1986年至1987年6月，外出青年女工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就有500多人。
　　生活在她们面前展出两条路：一条是回到养育她们长大的家乡的小天地，一条就是准备着独身在宝安拼搏下去——结婚吗？在这里，房子谁给？孩子入户、入托、上学等等，谁管？采访时，一名来自四川农村的女青年含泪对笔者说：“我虽然能够不顾一切从山区来到这里，学会了开机器、开电脑，但却无法改变一生下来就是农民的命运。”
　　夹缝里的人生
　　北京朝阳区。该区公安部门对6700多名来自农村的私人雇工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当中犯罪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雇工与雇主勾结，进行盗窃公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少数雇工以当保姆、做工为掩护，从事**和盗窃；
　　雇工组成各地“帮”，互相斗殴；
　　雇工居住条件简陋，许多人与雇主同居一室或男女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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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现象的背后又是什么？是夹缝里一个巨大而驳杂的人生世界！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外地青年农民都说了这样一句话：在北京，我们是低人三等的共和国公民！
　　他20岁，初中毕业，来自安徽无为县，现在一家小饭馆当勤杂工。他说：“在北京，有谁瞧得起我们这些外地人？这里最差最重最脏的活都是我们外地人干，可政府却不允许我们外地人在北京安家。什么理想，什么追求，都是骗人的话！我来这里干的目的，说透了，就是多挣几个臭钱回去盖房子，将来讨媳妇！”
　　初中毕业，来自河南新蔡县的小乃，26岁。他先是受雇给一个私人工程队干活，后到郊区一个生产队种菜，现在北京卷烟厂当搬运工。他说：“在家时，北京太让我向往了。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啊！可我来这里不到一年，心差不多都凉透了。我和几个工友在那个私人工程队做工，说好月工资150元。干两个月下来，只发给50元。干到第3个月，工头带着钱走掉了！结果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我弟弟在朝阳区靠长城饭店那边的一个生产队种菜，说好是包饭的。谁知他们每天只给做两餐挂面，饿得人肚子咕咕叫。我弟弟找负责的头儿辩理，他们不听。弟弟受不了，不干了！他们却把行李扣下了，还动手打人，甚至要我弟弟赔偿辞退费，这算哪家的理？我们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说：这事我们不好管。找区里领导吧，他们说，这事带点合同性质，你们得到法庭去上诉。你想想，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哪里掏钱去上诉？即使掏钱，人家法院会理睬？我们这些外地人，没亲没故的，哪里是人家的对手？跟你说实在的，我真不想在这里受这种气！我认识的一些外地来的工友，他们都认为这地方不是咱们长久呆的地方，结果什么事都干。”
　　22岁、高中毕业的小郭大方俏丽。她来自河南信阳县潭河乡，现在王府井大街一家小店卖衣服。她说：“我这人有点浪漫，念书时喜欢古诗词。中学毕业，父母就给我订了亲。我不干，后来就跟姐姐来到了北京，同在一家服装店帮人卖衣服。因为我们姐妹长得都不错，光顾求婚的人真不少。我和姐姐都有过相好，恋爱了好长时间，因人家是国家干部，我们是乡下农民，结果都吹了。后来，我明白了，北京不可能有我生活的归宿。可我需要爱，忍受不了寂寞的煎熬。眼下我也想开了，今后多恋爱而不结婚。到将来有一天，我就跑到茫茫的大草原上去，寻找一个无人知晓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