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历史足音] 历史足音

　　八百里秦川黄土高坡，有一个陈家村，千百年来默默无闻。1988年，却突然冒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村的小蛋竟领着一个浩浩荡荡的剧组到家门口拍电影来了！　　门面墙上写着醒目的大字：人活在世上就得闹出点动静！
　　从此，我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书写了这样一笔：1988年9月，中国第一部由农民编剧、集资、监制并饰演男主角，与西影厂联合制作的影片《乡下人》，在陕西省隆重开拍。这标志着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以其雄厚豪迈的步伐开始踏上电影这个神圣的艺术殿堂，这标志着中国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已经上升到更高更美的境界。这预示着新一代农民的文化素质在经济地位的改观下必将迅速提高。
　　电影中的男主角任北杭——实际生活里的“小蛋”于运河，便是闹腾这个惊人大事的真实主角。
　　1946年，还在襁褓中的他便随父母逃荒到陕西咸阳。初中毕业不几年，娶了个当地的媳妇，变成了地道的关中农民。1972年，为生产队拆除旧房，房倒人落地，高位截痪。谁知命不该绝，几年过去，硬是赶走了死神，站立起来了，唯落个一腿粗一腿细。
　　尽管有命无福，穷光蛋却不安分。1976年，他去外打工，到火车站当装卸工。扛大包，4人一组，每天要背60吨水泥…汗水、雨水、泪水，3年下来，居然换回1万元钱。他的心开始躁动了。
　　1980年，中国还没发明“农民企业家”这个词，于运河便办起了水泥预制件厂。那时节，万物复苏，到处搞基建，加上于运河卖苦力练就的铁嘴钢牙，到处乱“钻”，他，终于发了。继尔，他办起了农民建筑公司，自任经理。
　　雄赳赳、气昂昂，“俄（即“我”，陕西方言）、俄一群人，硬是打到城里去啦！”“俄、俄一群人，硬是盖起了高楼大厦！”此时此刻，财大气粗的于运河，性格中天然的那股狂劲更加勃发了。
　　1984年，由路遥编剧、吴天明导演的《人生》震惊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同胞，震惊了千千万万青年农民，震惊了千千万万关心农民命运的城里人，而大多数人最强烈的反映便是叹息，深深的叹息。
　　于运河也被震惊了，他曾经连看了4遍《人生》，不吃不喝，不走不动，他的心被深深地卷进影片中去，他满脑子的高加林、巧珍，巧珍、高加林……小知识分子那种易于激动、易于动情、易于联想的毛病竟然在他身上强烈地体现出来。他思索着高加林和巧珍的命运，追踪着他们的人生之路，还偏偏拿他们的结局和自己比，越比越觉得不对劲，越比越觉得高加林不该就这么灰不溜秋地回乡，不该是只得到人们无可奈何的同情。
　　这个怪杰，这个“吃苦、成功，倒霉、幸运”的混杂物又忽发奇想了。走，找吴天明去！他竟然丢下建筑队不管了。三钻两钻，他打听到西影厂厂长的办公室。走南闯北造就的脑门里闪出一个“孬”招儿：吴天明不是说过“观众就是我们的上帝”吗？好，就是这！推开厂长办公室的门，他向吴厂长伸过手去，“上帝来了。”就这么着，一位在改革大潮中涌现的农民企业家，一位农民出身的著名艺术家，他们联合导演中国银幕新一章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于运河单刀直入，吴天明也最喜欢单刀直入。于运河不愿意高加林面临黄土埋半截、最后全部被埋掉，他说，农村需要高加林这种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高加林完全可以在农村实现自己的追求和抱负。就比如俄……俄就不能容忍这个结局……俄就要闹腾。俄就要写个剧本，写个《人生》续集，写出当代文化农民的人模狗样来！……吴天明望着这突然杀出的程咬金，眼睛直发亮，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使他情不自禁地笑了。眼前的这位汉子虽然未必深刻了解高加林命运的真实性和悲剧性，但他作为改革时代的新型农民，不正代表了走向富裕之路的8亿中国农民的前进方向吗？艺术家兼企业家的宽阔胸怀与敏锐洞察，使他意识到这件事非比寻常：中国的事就是农民的事，于运河提出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8亿农民的大事。
　　1985年夏天，酷暑难当，于运河更像个高烧40℃的人，心头的一团火呼呼往外窜，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写就了3万字的《人生》续集。写完了，他也没想过这叫不叫剧本，符合不符合剧本的一般规律，对引子、高潮、结构什么的也不尽其详，就又跑到了吴天明那里。吴天明去北京开会了。心头的那团火又催得他登上了火车。
　　“你已经写出来了？”吴天明惊讶又欣喜。为了帮助于运河对剧本的精加工，吴天明利用一切机会来扶植这位关中汉子。甚至在拍《老井》最紧张的现场地还请于运河观看拍电影的过程，请他看样片，听于运河谈修改剧本的意见，彻夜彻夜地“*”（陕西方言：聊）。
　　当于运河终于将本子写得有点像模像样的时候，吴天明又指派西影厂文学部有多年编辑经验的袁守成和他一起正式修改、加工。这时剧本已尊重路遥的意见——“高加林是我的儿子，我不想把他过继给别人”，重新定名为《乡下人》。一年以后，《乡下人》剧本在西影厂文学部的讨论会上一致通过。
　　可是问题来了。每年国家分配给西影厂拍摄12部影片的指标早已占满，要等名额，就是明年的事了。一份“关于拍摄《乡下人》影片要求增加影片生产指标的报告”打到了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
　　人们对新生事物往往给以特有的关注与热情支持。很快，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的批复意见下达了：“我们对这个剧本深沉的内涵和质朴的气蕴表示赞赏。我们同作者于运河、袁守成同志就剧本充分交换了意见，对作品前景表示乐观……”当然，拍摄指标问题解决了。
　　剧本通过了，指标有了，集资40万有着落了，导演请来了，男女主角确定了，剧组成立了。全国几十家报纸争先恐后地发消息，标题一个比一个惊人……一切都快得神速，一切都像美好的梦，一切似乎成功在望。于运河陶醉其中，志得意满，喜不自胜。
　　好事多磨，成功谈何易？老天爷绝不因你有“新生事物”的标签就格外优惠。于运河从农田跨进企业界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罪，当他从企业界又跨入艺术界，面临更为陌生的领域时，他将注定流更多的汗，受更多的罪，甚至是脱胎换骨的磨炼。
　　开机不久，男主角王刚病倒了，迟迟不能出演，停机20天，损失7万元，重新物色人，拍摄周期、季节都不允许。怎么办？摄影师马树生把他独特的眼光转向了于运河，副导演王秦川立即觉得是个好主意。可不是嘛，剧本是于运河编写的，他本人又是农民，在对剧本的理解程度和对故事的生活感受上，是任何一位演员所无法相比的。他的外形和气质也很贴近剧中主人公任北杭。可另一方面，他在表演上是绝对的外行，没有任何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万一演砸了，几十万元资金一勺烩不说，那西影厂的脸面？……一时间，剧组就这个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于运河默默地退出会场，平静的外表包容着一颗不平静的心。全剧组对艺术的强烈热爱与高度责任感深深震撼着他，他想：俄当初写本子，只想渲泄一下，只想揭露那些官僚和蛀虫，只想为咱农民说句话，争口气，可从没想到咱当演员哪。俄不会演、俄害怕、俄没有自信心…可导演、大伙儿说俄能行，说心里话，俄挺愿意演，俄总想干“第一个”……冷风一吹，于运河朦胧地感到，他那内心深处的农民心理，似乎有了某种升华——这与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卑微与献媚完全不同，倒有点像临上擂台前的躁动与渴望——迎接新的挑战！这时，导演王志杰过来了，“运河，你去试试镜头吧。”当厂长吴天明听到这一消息后，对剧组全体主创干部说了这样两句话：“在各部门通力配合和支持下，于运河一定能胜任这一角色。这一举动将对中国电影界产生新的冲击波，将给广大观众带来浓厚的兴趣，这不但是我们大家的事，而且也是8亿农民期待的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