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万元压岁钱引起忧虑:忧虑引起抽

　　在中国，“户口”和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户口”将中国人固定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等级上：城里人和乡下人。由此，中国便有了一幕幕“户口”悲喜剧。　　他，一位颇有名气的医生，把大部分精力和全部积蓄用在了乡下教书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农转非”户口上。1987年，当他交足了8400元城市户口增容费，给娘四个报上了城市户口后，他庄重地对全家人说：“我这一辈子给你们留不下别的遗产了，只能给你们这份城市户口……”
　　一个研究民族学的博士，因户口解决不了，只得同在边疆城市的妻子分居10年之久。3000多个夜晚，为了遏制自己的思念，便想出了靠在床上练倒立的绝招，以此来维持心理和生理平衡……
　　在郑州，一位从事户籍登记工作多年的老公安沙哑着嗓子对记者说：“当户籍警没有一个嗓子不哑的。”要求解决户口的人实在太多，对每个人都要进行一番交谈、解释，可又有谁相信这些解释呢？有些人一进门就给户籍警下跪磕头，声泪俱下地请求、诉说，有的甚至拿着绳子，说再不给上户口就上吊。
　　全国每年万分之二的“农转非”比例，根本无法满足现实的要求。仅一个鞍山市，报到市公安局积压的要求“农转非”户口的就达11000余份。而每年的进城指标却只有2200人左右，撇开每年新增的“农转非”人数不计，光是积压下来的，就需7年多才能批复完。
　　由于户口得不到解决，全国仅厂矿企业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就将乘满5万节火车，挤满10万辆公共汽车。国家每年为此需支付路费约人民币23亿元。
　　更有那些因为户口而引来的种种卑劣之举：或真假离婚，或行贿受贿，或敲诈勒索，或违法渎职……
　　即使是在京、津、沪同等地位的大城市间，为迁户口解决家人团聚，为理想的工作人才流动，折腾十年八年，也常常是无效劳动。于是，一些人才不得不流到国外去夫妻团聚。
　　户口何以有如此大的魔力？因为不同的户口背后，有着不可小看的经济和社会内容。
　　建国后制订的新的户籍登记条例，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便于统购统销，统筹安排劳动就业和控制城市人口，但与此同时，也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用户口筑起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高墙。出生于农村，就被一纸农村户口抛在了黄土地上，年复一年地扮演着被“统购”的对象，承受“剪刀差”的不平等交易。出生城市的，似乎天生就拥有享受“统销”平价农副产品，优厚的财政补贴，国家安排入学、就业、公费医疗等各项权利。而且城市越大，福利越高，权利越多，户口越值钱。一纸户口往往决定一个人、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要改变命运，先得改变户口。
　　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用户口限制人口流动，中国便属其中之一。封闭的户口制度扼杀了中国人的天性。商品经济则要求人口自由流动。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非的贝宁是用户籍来限制人口流动的。
　　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悠久的历史。把户籍作为控制人口流动、防止社会**的手段始于秦国的“什伍连坐法”。后来虽历经改朝换代，户籍制度有所变化，但对人的控制功能并未削弱，相反愈来愈强化。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主督户制”，还是元朝的“连坐保甲制”，都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户籍限制一度是很松动的。第一部宪法上规定，公民有迁移的自由。当时并没有发生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的混乱。报个户口，到派出所半小时就解决了。后来，随着单一计划经济的推行和“阶级斗争为纲”，户口越来越紧，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严，“文革”期间外出三天，都必须在客地申报临时户口，接受监督。
　　翻开中华民族的移民史，无论是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几次大规模的南北迁移活动，还是解放后三年困难时期疏散城市人口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都同战乱、灾荒和政策性迁移有关，同属于被动性迁移。
　　中国的名言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人们要“流”要“走”，首先遇到的就是户口的羁绊。且不说封建社会“不许妄行乱”的户籍，就是今天，申报一份“农转非”户口，也必须具备5份证明，加盖9枚公章，经过11道手续。如此艰难的迁户改籍，还有谁愿乐此不疲？久而久之，在职业上从一而终，在居住上不思迁移，眷恋故土，不愿离家创业，就成了中国人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在中国，平均每人一生只有1．7次迁移，而发达国家，差不多每年就有20％的人迁移。
　　作为“天生的平等派”，商品经济要求人们“到处流浪”，“到处安家落户”，“到处创业”。而在中国，作为商品经济承担者的人，却处处受制于“户口”的禁锢而难以流动。
　　美国施乐公司在中国办企业，需要雇用200名技术和管理人员，但迄今为止，只雇到60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马丁·韦尔直言不讳：“劳动力不能流动，仍然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主要烦恼。”这些洋老板不知道在劳动力不能流动的背后的户籍制度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建国初期（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至今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北京市和京郊农村招生，而对近在咫尺、享有中国杂技之乡美誉的河北省吴桥农村的尖子演员，却只能望才兴叹。
　　1984年，浙江省杭州市纺织系统全民企业计划招工1395人。但城市青年嫌工作累，不愿干；农村青年又因没城市户口招不进，结果只完成招工计划1／3。
　　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开放型经济必然与我国现行的封闭型户籍管理发生尖锐的矛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劳动力需求的不平衡，开放城市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的劳动力，知识密集型产业所要求汇集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都需要作为商品经济主体的人，能自由迁居、流动，而户口不仅拖住了人们流动的脚步，也约束着经济的活力。
　　开放户口，中国将面临城市人口爆炸失控的危险？继续维持户口现状，发展商品经济从何谈起？中国户口面临两难选择。何去何从？
　　经济要开放，户口要松动。但在城乡差别依然存 在、城市人口膨胀的情况下，户口能否彻底放开？
　　公安部治安局局长高旭说：“人代会上有代表说我 们公安部门卡住户口不放，实在是冤枉。我们曾多次给上级有关部门写报告，请示怎么放？放多少？但没有一个部门敢点头。过去静态的人口好管理，一发案，就可以大致划出犯罪分子所在地。现在随着流动人口增加，这套办法已经不适应了。如今户口在农村已失去约束力，如果城市再放开，一下子能承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