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命运和时代的色彩:于连的命运

　　小说《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它的素材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827年，法国某省发生了一桩恋爱悲剧。一个手艺匠的儿子，在一个神父的帮助下，到一个名叫米舒的家庭当教师，和女主人发生了爱情关系。后来他去一个名叫德·卡尔束的家里工作，并追求主人的女儿。但上流社会看不起他，他就企图报复，首先开枪打伤了米舒夫人，结果被判处死刑。司汤达根据《司法公报》上刊登的这则刑事新闻，穿插描写了当时保皇党反人民的阴谋事件，创作了《红与黑》，以犀利的笔锋，形象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与第三等级反复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同时，对当时腐朽黑暗的教会，阴险伪善的神父，勾心斗角的政客，专横凶狠的贵族，贪污腐化的官吏，卑鄙庸俗的资产者，一一作了尖锐的揭露和强烈的抨击。因此，这部以爱情生活为主要线索的小说，就被赋予浓厚的政治、社会色彩，列入了世界文学宝库中最优秀著作的行列。
　　只有把握住历史的时代特征，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主人公于连这一形象。
　　于连是个怎样的人？20年前，围绕这个问题，我国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也许在今天，。在青年朋友的周围仍在继续。有一种颇为普遍的看法，认为于连等于野心家加流氓，《红与黑》于是便成了描写和宣扬腐朽堕落生活的坏书。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他明明出身于卑微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却仰慕着贵族阶级的地位与声誉，不择手段地要往上爬；明明是拿破仑的崇拜者，却在公开场合痛骂拿破仑；明明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却一心要当神父，要当主教；明明内心里憎恶着贵族，当侯爵对他封官许愿时，却感激得涕泪几下；更有甚者，他明明不爱德·瑞那夫人和玛特尔，却因为恨和轻蔑，戏弄她们，征服和占有她们……于连的许多言行，仿佛为自己勾勒出一副“野心家加流氓”的嘴脸。
　　但是，假如我们把于连的表演放到当时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大舞台中去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未免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于连的短暂一生，集中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和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
　　在法国复辟王朝时期，于连所隶属的小资产阶级属于受压迫的阶级，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迫切需要自由平等。于连从小爱读书，又受拿破仑时代的一个老军医和西朗神父的启蒙教育，很早就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他不满意他的平庸处境，但既无财产又无贵族头衔可用来作进身的资本，只得孤身一人，闯进虚伪的、充满了邪恶和欺骗的金钱世界。也许，只要向贵族们卑躬屈膝、阿谀逢迎，他也可能有一个较好的前程。但他所受到的启蒙教育和他的抱负，都不允许自己变成卑鄙的小人。他唯一可以保留的是他的自尊。这自尊有时表现为傲气，有时表现为虚荣。他所唯一可以依赖的资财是他的才干，而在那个时代，“不用手段而飞黄腾达，绝对不可能。”（司汤达：《一个旅行者的随笔》）于是，他又强迫自己戴上了虚伪的两面派面具而不择手段。在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爱情生活中，只有当他意识到，为了爱他，德·瑞那夫人承担着巨大的内心压力和自我牺牲时，他才懂得了“她情感的崇高”，“我去她的身旁，不是一个兼任情人的仆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出于虚荣心才委身于于连的玛特尔小姐，最终也不能赢得于连的心。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当于连蔑视社会道德规范的时候，他所践踏的，却是一个腐败的社会中人人挂在嘴上，但谁也不真正遵守的道德信条；他大胆地说谎、欺骗，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可以离开欺骗而生存；他极端憎恶贵族社会，却会在听到被监禁贫民的哀号时，禁不住要流泪；他为了向上爬而不择手段，却永远也学不会谄媚、逢迎、诈取、投机、贿赂这套“生活的艺术”，甚至在临上断头台时仍然不变初衷。他尽管显得十分矛盾，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保持了完整的人格形象。
　　于连在法庭上的发言，清楚地讲出了他和他活动的舞台间的关系：“……你们可以看见我是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罢了。……他们愿意惩罚我，借我来惩诫一般少年—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运气，稍受教育，而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高等社会里的少年。”这是于连对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控诉，也道出了他一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而从中透射出来的，是被波旁王朝践踏的法国大革命的精神。
　　《红与黑》写的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欧洲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这部著作必须注意把握住这一点，这样，才能既懂得它的时代意义；又防止它的消极影响。
　　《红与黑》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维丽叶尔，一座景色宜人的法国小城里。市长德·瑞那以经营铁钉厂起家，贪财吝啬，又非常珍惜自己的地位。由于利害冲突，他和靠贪污发家的济贫所所长瓦列诺之间结下了怨恨。
　　瓦列诺新买了两匹骏马，从巴黎运来了带蓬马车，炫耀于维丽叶尔城，使德·瑞那的马车相形见绌。市长为了显示自己总是高人一等的地位，便想为他的三个孩子找个家庭教师。
　　神甫西朗推荐了于连·索黑尔。
　　于连是维丽叶尔一个锯木厂老板的儿子。他不擅使斧子，因而时常受到父亲的奚落甚至打骂。但他喜爱读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一个亲戚临终前留给他的卢梭的《忏悔录》和拿破仑的《圣海仑岛回忆录》。他受到了启发。他的性格渐渐变得多疑、暴戾、尤其显得高傲。“他想到拿破仑初年，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下级军官，然而后来只靠了他身佩的长剑，便做了世界的主人。”他不甘心继承老子的家业，决心效仿拿破仑。
　　可惜他生不逢辰。靠军功建立业绩的时代过去了。他不得不另谋出路。他希望当一名年俸10万的大主教，再通过教会的阶梯向上爬。就在这时，在神甫西朗的帮助下，他以能把拉丁文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的才干，跨进了德·瑞那市长的家门。
　　不久，于连以极强的记忆力和负责、谨慎的工作，得到了德·瑞那的叹赏，也得到了他家来往的朋友和大小侍仆们的叹赏。整个维丽叶尔城都在谈论市长的幸运。德·瑞那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瓦列诺因此却十分忌妒，他用尽种种手法想把于连挖过去。
　　于连却厌恶这个充满铜臭味的家庭。他蔑视市长为了金钱所干的种种卑劣行径，也鄙薄瓦列诺和所有来市长家吃喝的权贵们。对这批膜拜于金钱与权势之下，却又显得目中无人、趾高气扬的蠢东西，他常常极感愤慨。他觉得自己的周围都是敌人。他怀着一种憎恨的心情，看待周围的一切，怀念着大革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