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拔高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 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记者和作家间，何伟（PeterHessler）似乎更像后者。他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修习英语文学。1996年，他以“和平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从事教职之余开始了关于中国的写作。
　　过去十几年里，这个叫何伟的美国人走遍中国，写下轰动的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他用冷静的口吻，记录着这个国家火辣辣的改变。这三本著作，不但在美国畅销、在华人读者圈中也很快掀起波澜。
　　就在大家都认为“中国通”何伟该在中国长期定居下来时，何伟选择了另一条路——去中东。那里历史悠久、文化丰富，正是何伟想要停留的地方。如今生活在埃及的何伟，和在中国一样，如鱼得水地运用自己的旁观法则。他一边和当地人打得火热，一边又默默地在纸上，将周遭莫测的变幻，凝结成动人的故事。
　　
　　赢未来 美国人来到中国后，会改变原本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和认识吗？
　　何伟 美国人通常都对中国抱有相当政治化的看法，觉得这是个被严密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这里的人民都是被压迫者。而一旦他们真的来了中国，又会大吃一惊而后态度大转弯。其实中国是一个闹哄哄的国家，多数中国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这是中国动力的来源。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被他们的文化所困扰，但这种困扰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的心灵是本能封闭的，他们觉得外来者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一旦他们遭受失败，通常的反应就是关门送客。美国人的心灵则是本能开放的，他们以为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仰慕美国文化的，以为人人都需要美国产品、美国思想、美国民主。这是两种不同的自大，都可能导致伤害。中国人可能会害了自己，美国人看起来更容易害了别人。
　　赢未来 你在中国生活了十年，觉得哪个群体最难相处？
　　何伟 我很难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关注历史、国际的观点，有时过于看重这些问题并把它们强加到与之打交道的外国人身上，这让你时刻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间的确有一条鸿沟。有时候我会吃惊：为什么当代中国小说会有这么多抽象、象征的作品？我倒觉得自己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一开始，他们因为你是外国人而感到稀奇，但很快就接受你并且不把你当外人看了。普通的中国人非常务实，这是我喜欢他们的众多原因之一。
　　赢未来 对于中国，你觉得有需要批判的地方吗？
　　何伟 在体制改革方面，我尚未看到中国有足够多的行动，也没看到像样的草根民主。当然，现在有一些抗议活动，但基本上他们只是在抱怨个人得失，他们应该想想更大的问题。不过这需要时间，尤其在一个多数人刚刚摆脱贫困的国度。这也需要中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我感觉中国的学校教育仍然非常死板，它不鼓励创造性和个人主义。
　　我相信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的责任，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们得自己想出解决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接触新的思想是有益的。
　　赢未来 怎样看待中美关系？
　　何伟 中美之间时不时会关系紧张，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控的。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务实的阶段，所以它的行为都是可预测的。而且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不过，两国都太民族主义了。我一直很不喜欢美国的爱国主义，既单调又无脑。中国的情况也很有趣。我没办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对国家有那样的感情。看来我仍然是个个人主义者。
　　在中国讨论伦理问题是困难的。我相信，如果能少一些集体主义，这个国家会更加健康。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私自利，它还会让你懂得如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并不太多见。
　　赢未来 就你的观察，互联网对社会和年轻人的影响有多大？
　　
　　
　　何伟 我认为过于拔高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是错误的，这像是一种科技宿命论。人们倾向于相信科技可以做所有事，诱发改革，改变政府。然而这些力量来自其他方面。
　　我个人不太相信网络的力量。比如，互联网并没有使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你走进一家网吧，大多数人在用QQ聊天或者玩网络游戏。互联网只是个工具，年轻人可能会利用它去了解信息，去组织策划，甚至给政府施加压力。但网络本身不会带来什么。
　　
　　赢未来 有人说你对中国的观察比不少中国人都更细致、更准确。
　　何伟 一个中国记者花同等时间去做这些事，也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区别在于，我的工作情况允许我花大量的时间调查以及写作，这挺奢侈的。《江城》这本书的诞生，也是因为我在涪陵的日子不那么忙，我可以仔细地写一些日记。回到美国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父母让我住在家中，使我得以完成那本书的初稿。
　　其他的书中的内容来自我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写的东西，这些杂志支持我写一些长线的选题。所有这些意味着，我不怎么需要把时间花在一些细碎的选题上。但我觉得一个中国记者很难像我这样。
　　
　　赢未来 接下来有何工作计划？
　　何伟 我怕自己一直写关于中国的东西显得题材太狭隘，我不能一辈子写一样的东西。我去年10月来到埃及，大部分时间都在开罗。开罗之于埃及，比北京、上海之于中国，意义要大得多。在这里，没有什么大中城市，所以，认识开罗显得很重要。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如果外国记者去埃及的小城市生活会有一些麻烦，而且我还没有取得政府的信任。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的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也试图写些观察性的文章。就像我刚到中国时一样，一边忙着工作，一边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和语言，很累，很有趣，关键是要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
　　
　　赢未来 在对待社会发展等方面，中国青年与埃及青年有什么不同？
　　何伟 在埃及，52%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这些人甚少有经济发展上的机会，这也是走上街的示威者们的核心诉求。在中国，年轻人从不会这样抗议。他们感悟到的是要在学校里好好读书，然后成功，不能在抗议中浪费时间。而且中国因为计划生育，青年人的数量并不多。我在埃及遇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兄弟姐妹通常不少于三个。这导致了他们不会像中国青年一样感到类似的压力和责任。
　　赢未来 作家和记者这两个身份，你更喜欢哪一个？
　　何伟 我就是一个纪实文学作家，因为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不是小说。这样的作家在美国有很多，我的老师就是。我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是自己决定，对我来说自由最重要，如果我先去出版社告诉他们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也许他们就不会给我出版。但当我写完，把书稿拿给他们，他们看了可能就会很感兴趣。我以后仍然不会把关注焦点放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因为这样的城市太发达，跟农村的差距很大，并不能代表全面的中国，而且大城市已经有太多关注，有太多人在写，不需要我去写。
　　赢未来 如果能和1996年初到中国的自己对话，现在的你会告诉他什么？
　　何伟 16年前，我在涪陵闹了许多笑话，犯了许多错误。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是认识一个新国家、一种文化必须交的学费。事实证明，学费没白交。如果可以“穿越”，我只会告诉那时压力很大的自己：嗨，伙计，就算回去又变成无业游民也没啥大不了的。你在这儿干得很不错，会有好结果的，自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