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片和平】世界和平图片

　　阿摩司·奥兹(1939——)，以色列最著名的作家，也常常被称作以色列“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希伯来大学文学与哲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和特拉维夫大学名誉博士，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他于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本名阿莫斯j克劳斯那。父母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东欧移民到以色列，他们能讲意第绪语、俄语、乌克兰语和德语。他在集体农庄生活了三十年，和青梅竹马的幼年朋友尼丽结婚，婚后四十年生有二女一男。他于1986年搬到阿拉德，此后一直在那里居住。
　　他的创作根植于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的疾风暴雨式动乱的历史中，贯穿一种对人性脆弱的理解。由于他无法分享以色列那代人乐观主义观点和对于前途明确无疑的态度，他以嘲弄的笔触描写了现实，对他所生活的社会作了坦率而深入的考察。
　　他的主要作品有《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多种中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儿童文学作品等。其中，他于2003年写的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使他达到了创作的又一个巅峰。最新作品有2007年出版的《咏叹生死》和200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场景》。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并获多项重大文学奖，包括“费米娜奖”、“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奖”和2007年度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奥兹不仅是当今以色列最优秀的作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近年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本文译自其小说集《在以色列国土上》。
　　译者
　　西岸拉马拉，一个美好的日子；上午九点钟。一条小街道上的一爿小咖啡馆，外面的人行道上摆放着一张覆有福米卡塑料贴面板的桌子。三个男人围桌而坐，只顾热烈地交谈，但我刚加入进来，他们就默不做声了。其中的一位是个年纪在六七十岁的老者，满头短发已见点点银丝，一脸的胡碴，已是两鬓斑白。他身穿褪了色的条纹布西装，两个年纪较轻的男人穿牛仔裤。一个上身邋里邋遢地穿一件斜纹粗棉布夹克衫，下身穿牛仔裤；另一位穿一件印有“可口可乐”字样的T恤衫和工装长裤。他们两个都在抽烟。老者嘴角衔着一个烧完了的烟蒂。我给自己要了一杯土耳其式咖啡。这种沉默冰冷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过我刚掏出一支烟，其中一个年纪较轻的人就拿出打火机，麻利地给我点上。
　　“谢谢你。”
　　“不谢。”
　　沉默。那两个年轻人很快用阿拉伯语交谈了几句。其中一个转向我，用希伯来语问：“你是这附近的人吗?”
　　我不大明白这个问题，我犹豫着。那个年轻人解释说：“是定居点的人吗?”
　　“不是。我家在一个基布兹上。你们呢?你们是这儿的人吗?”
　　“我们就是本地人，他家在希尔瓦，就是那个村子。你是给军人政府做事的吧?”
　　我说，我过来是想参观，想看看，说不定会给报社写点东西。后来我们作了自我介绍，但并没有握手。他们的介绍很生硬，令人尴尬。那伊夫。哈桑。这一位先生呢?他叫阿布一阿兹米。
　　哈桑长着一张娃娃脸，肩膀宽宽的。他问：“这儿有什么好看的?”
　　那伊夫说：“就写形势很糟糕吧。”
　　哈桑紧接着说：“最好为和平写点东西吧。”
　　“哪一种和平?”
　　“那些大人物们都认可的那种和平呗。我懂什么呀?那种公平的和平。不过我想另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了。”
　　“为什么?”
　　哈桑耸了耸肩。
　　那伊夫尖刻地说：“也许死的人还不够多吧。”
　　我问下一场战争打完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再来一场战争，”那伊夫斩钉截铁地说，“再一场战争过后，又是一场战争。又有一百场战争。”
　　“那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之后呢?”
　　“到最后，他们可能会打烦了。也许打得不剩一兵一卒了。也许他们会有所觉悟。”
　　我注意到，哈桑和那伊夫小心翼翼地使用第三人称：“他们会打仗。”“他们会战死。”“他们会打烦了。”他们有意地避免使用“我们”和“你们”。至于阿布一阿兹米呢?他根本不参与交谈。也许是他听不懂希伯来语吧?他神色凝重，满脸皱纹。一张迷人的脸啊，是那样的难以捉摸，高深莫测。烟蒂在他的嘴角微微颤动。他两只手摊开，放在眼前覆有福米卡塑料贴面板的桌子上，两眼久久地盯着双手，仿佛在默记他有多少根手指。他聋吗?或者是他在睁着双眼打盹吗?也许他这一辈子听得多得不能再多了，他再也不想多听了?他缄口不言。
　　我问那伊夫和哈桑，他们在哪儿学的希伯来语。
　　“在工作中。我们为犹太人打工。”
　　哈桑纠正他说：“为以色列人。”
　　“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呢?”我问。沉默。可能是这个问题不合时宜。那伊夫没有回答，而是递给我一支箭牌香烟，帮我点上。我们三个抽烟。“你想和我们一块儿吃点儿什么吗?鹰嘴豆芝麻酱沙司?外加沙拉?”哈桑主动说。然而我坚持问我的问题。也许问得毫无技巧：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哈桑感到局促不安。他在衣袋里翻找，好像他能掏出一份能代他讲清楚的文件似的。他把斜纹粗棉布夹克衫上的一颗钮扣系紧。和那伊夫交换了一下眼神。又朝老者阿布一阿兹米看看。老人家纹丝不动，眼睛都不眨一下。哈桑冲我孩子气地笑笑，仿佛恳求我别问这个问题了。可我却不依不饶。他终于回答了，大概是这样：“犹太人是过去的叫法。在他们成为国家之前。他们那时候有很多问题。很多麻烦。由于他们有诸多问题，所以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就像英国人、美国人一样。他们也放弃了他们的宗教。”
　　“那么你们信教吗?”
　　“对阿拉伯人来说，”那伊夫说，他手里空空如也，但他竭力在揉动什么东西，“对穆斯林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信教只是一部分，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风俗习惯除外。”
　　哈桑提出不同看法：“各种情况都有。有一段时间我不信教。而现在我又有点儿信教了。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那些个问题吧。”
　　“那么以色列人呢?你们没有遇到过信教的以色列人吗?”
　　“当然遇到过，遇到过好多呢。但是那些人，那些来自定居点的人，他们是最典型的以色列人，像过去的犹太人。他们那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在报社工作吗?那儿工资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