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婚俗_唐代诗人婚俗观类释

　　我国古代婚俗现象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嫁娶礼仪约定俗成，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和文化。从文学、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来看，古代婚俗文化有其独特研究价值，对于溯源人类繁衍的历史进程、动态，及其礼制、风俗，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等研究，有着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相对开放的历史阶段，人们的婚俗习惯和生活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严格束缚，在诗歌文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出现了诸多描写“婚姻嫁娶”的诗篇，可以分为：“嫁娶诗、催妆诗、却扇诗、七夕诗、遇仙诗、和亲诗、感伤婚诗、宫怨诗、去妇诗、议婚诗”等等，这些诗从历史、风俗、社会、文化、女性等多个视角和层面审视婚恋，提出了不同于古代婚俗礼制的婚恋观念。唐代诗人的“婚恋观”整合了唐代礼教思想、法制思想、民间习俗，诗人们以士大夫身份重新审视婚俗文化，在继承传统婚俗文化的同时，追求恋爱自由，以“学”、“识”、“才”、“能”为婚恋审美标准，推崇“才子佳人”匹配，取代了社会生活中“门第观念”、“嫁娶论资”等婚嫁标准，同时提倡节俭持家风尚，同情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强调尊重婚姻中男女双方的独立人格，批判了社会生活中的复古婚俗和媚俗婚姻，体现了唐代诗人独特的性格、风度和气骨，对上古婚俗传统和现世社会婚俗进行了批判性、前瞻性和实践性的探讨和思考。
　　一、唐代婚俗文化传统与衍变
　　我国远古时代处于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尚处于一种无序、混杂、野蛮的风貌，礼制尚未形成，男女杂居，婚嫁礼仪尚未出现。我国古代嫁娶礼制的滥觞，最早可以上溯至三皇五帝时期：“夫妇之道，始于遂皇(即人皇)，嫁娶之制，起于仓皇，共牢合卺之礼，作于三王之世。”我国古人认为：“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他们将“婚姻”视作生命和后代延续的根本，很早即认识到“婚姻”的意义和作用。上古社会，人们讲究“亲亲、尊尊”、区分“男女之别”、禁止“同姓通婚”：“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这些婚俗礼仪一直延续至后世。唐代婚俗文化一方面继承了上古婚姻文化礼制传统；另一方面，在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衍变和发展。
　　(一)“宗法”制约
　　唐初统治者汲取隋代暴政滥刑的亡国经验，进一步完善和减缓了社会各项刑罚，其中，《唐律疏议》第十二至十四卷“户婚”类中，出现了共计46条法令，明确诠释和约束人们的恋爱和婚姻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标准：一、严格遵循封建社会尊卑等级制度：“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二、遵循儒家孝道传统：“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妇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三、同姓不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妹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诸尝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妾，各减二等。并离之”；四、提倡妇女自愿守节，尊重个人婚嫁意愿，禁止强娶强嫁：“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嫁，娶者不坐”，“诸违律为婚，虽有媒娉，而恐喝娶者，加本罪一等；强娶者，又加一等。被强者，止依未成法”。唐代户婚类法令继承了上古封建社会宗法伦理体制和礼仪制度，严格执行等级限制标准，在宗法制的封建社会，起着巩固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
　　(二)“早婚”现象
　　唐人婚龄习俗基本延续了上古传统，男女婚龄较早，唐代诗人王维《早秋山中作》：“岂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我国古代社会“早婚”现象较多，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从古代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层面考察，“早婚”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古代医学发展缓慢，人们整体寿命较短；二是古代社会动荡不安，战争、灾荒、瘟疫等频繁出现，造成人口数量增长缓慢，在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社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者；三是儒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思想观念的影响。综上，我国古代“早婚”现象的出现和延续是无法避免的。
　　(三)“媒介”演变
　　我国古代社会婚嫁的“媒介”以“媒人”为主，有“官媒”和“私媒”，发展至唐代时，出现了“媒神月老”，民间社会流传着月老为男女牵红线定终身的传说：“韦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异人，倚囊坐，向月检书日：‘吾主天下之婚，囊中赤绳以系夫妇足。虽仇家异域，此绳一系，终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卖菜陈妪女也。’固入菜市，见妪抱三岁女，且陋，老人指示，固怒，磨刀付奴日：‘杀彼女，当赐汝万钱。’奴翌日，刺于稠人中，才伤眉间。后十四年，固以父荫，参相州军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年十七，容貌尚丽而眉间常贴花钿，未尝暂去，逼问之，曰：‘妾，郡守之犹子也。父卒于宋城任时，方襁褓，乳母鬻蔬，以供朝夕，尝抱人市，为贼所刺。眉间之痕尚在，故以花钿傅之。’固感其言，因尽前事，始知月下老，非虚谬也。宋城宰闻之，名其店曰‘定婚店’。”唐代社会，婚姻中采用较多的媒介不是媒人，而是男女双方家长的“婚约”。唐代律令承认合法婚约：“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男女、嫡庶、长幼，当时理有契约，女家违约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而辄悔者，杖六十。(男家自悔者，不坐，不追聘财)”；“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徒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