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中原清谈与江南的关系考论】 中原汉族迁往江南的主要原因

　　两汉时期江南的文化学术，是在中原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的，主要途径有三种：一是中原士人因战乱或政治因素被迫南迁，前者如士燮先祖在西汉末大乱中避居交州，后者如会稽山阴的郑弘家族，本是齐国临淄人，因汉武帝徙强宗大姓而移居山阴；二是中原官吏南下就职，或大力推举文教，如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先用明经”，或本身是重要学者，对当地学风有潜移默化的薰染，如卢植，能通古今学，熹平四年(175)九江蛮反，拜九江太守，不久南夷反，又拜庐江太守；三是江南人士进京就学，学成后回乡教授，典型的是王充，他“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与之相似的还有豫章南昌的程曾，史书说“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
　　正是得益于两汉之际与中原政治文化的不辍交流，东汉末江南的清谈风气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东汉末年的中原清谈名士，与江南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江南清谈风气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兹撷数例分析如次。
　　蔡邕，字伯喈，是东汉末期的著名学者，喜好藏书，著述繁富。灵帝光和元年(178)，因作《对诏问灾异八事》遭到宦官曹节、尚书令阳球等人的嫉恨，流放五原，次年四月遇赦，却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王智是权阉王甫之弟，蔡邕担心不能免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泰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避祸吴会期间，蔡邕接触到江南士人的著作，而这些作品尚不为中原所熟悉。因此研究蔡邕的交往与传授事迹，不仅能管窥出中原清谈风气如何影响到江南，而且能够了解江南士人对清谈风气的贡献。
　　蔡邕与清谈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体现在积极参与清谈活动。《世说新语·品藻》说：
　　汝南陈仲举、颖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
　　刘孝标注引姚信《士纬》曰：“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李元礼忠壮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之未决，蔡伯喈抑一言以变之，疑论乃定也。”世人讨论陈蕃和李膺的功德，不能论定先后次序，蔡邕各举其性格之一点稍加评论，即折服众议。这属于就人物个性进行品评的方式，体现了蔡邕在清谈方面的重要影响力，颇有清谈领袖的意味。
　　其次，蔡邕乐于推举清谈后进，尤其在陈留边让一事上最为显著。边让，《后汉书》本传说他少时即已博学善辩，有写作才能，司马彪《续汉书》说他与孔融、陶丘洪，“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已被认作读书人的偶像。蔡邕很是欣赏他的才华，认为他“宜处高任”，因此写信推荐道：
　　窃见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初涉诸经，见本知义，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检括参合，众夫寂焉，莫之能夺也。
　　边让的谈论之才，在当时已经享有盛誉，史书说“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侯焉”。士林清谈领袖郭泰对立亦多推崇，《郭林宗传》载：“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蔡邕推崇边让“心通性达，口辩辞长”，而郭泰常常与之夜以继日的谈论。蔡邕、郭泰皆一时之俊彦，因边氏的辩论之才而敬重有加，那么蔡邕对清谈的熟悉和支持更不待言了。
　　蔡邕对江南的士人颇为赏识。他对王充的《论衡》评价很高，这将在下文详细讨论，此处从略。文对会稽赵晔表达了称赏之情，史书说：“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三国志》虞翻本传裴注引《会稽典录》中朱育之语，说王朗问虞翻会稽有哪些英俊，虞翻对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如此，在会稽士人看来，赵哗与王充都是以学术著名的。而蔡邕读到《论衡》的时间早于《诗细》，说明前者的影响力更大。至于说《诗细》优于《论衡》，应该是《诗细》属于纬书，符合东汉儒家学术风气的缘故。另外，吴地的顾雍也受到蔡邕的欣赏和指点，史书说蔡邕“在吴赏顾雍之才”，据《三国志·吴志》顾雍本传裴注引《江表传》曰：“雍从蔡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又引《吴录》曰：“雍字元叹，言为蔡雍之所叹，因以为字焉。”顾雍后来官至孙吴丞相，清初王夫之对他评价甚高。据上可知，蔡邕与江南的士人多有来往，利用避难的机会从容阅读了一些江南学者的著作，对江南学术传统有一定的了解。
　　总之，蔡邕在中原颇有名望，避祸吴会时，不仅吸收了《论衡》那样的异端思想，而且亲自教授学生。蔡邕本人对谈辩的热爱，自然会影响到他与江南士人的交流，因此说江南清谈风气的发生与发展，蔡邕具有重要的作用。
　　汉末与江南士人接触的清谈领袖，并非止于蔡邕一人，还有陈蕃、郭泰、许劭等。初唐王勃《滕王阁序》有“徐孺下陈蕃之榻”句，正反映了陈蕃与徐裤的一段交往。陈蕃是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与李膺、王畅齐名，时人誉为“不畏强御陈仲举”，曾任豫章太守，而徐樨是豫章南昌人，应该是陈蕃任职豫章时结识的。范哗《后汉书》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称徐稺：“稚少为诸生，学《严氏春秋》、《京氏易》、《欧阳尚书》，兼综风角、星宫、笄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异行矫时俗，闾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县以相还，道无拾遗。四察孝廉，五辟宰辅，三举茂才也。”徐樨涉历广博，主治今文经学，对纬书和阴阳五行也颇为精通，尤以杰出的道德修养为当时人所称誉，陈蕃、胡广评价为“德行纯备，著于人听”。陈蕃与徐孝稺的交流殊为频繁，陈蕃曾以礼举荐徐稺做功曹这样的官，然而徐樨只是前去拜谒致谢而拒绝了邀请。郭泰称他为人清洁高廉，徐稺写信告诫郭泰需早日避世，说：“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棲棲不遑宁处?”郭泰有所感悟，表示虚心接受，并引为师表。总之，陈蕃、郭泰等与江南士人的交流，有利于中原学风的南渐，进而推动江南清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