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的边界和核心】 边界合作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个重要的历史文本，它在当代中国被阐释的频率无疑是很高的一个，文本迄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讲话》而不会混淆和湮没于历史与现实，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亚文化现象。纪念《讲话》似乎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当然，这样一种当代文化往往是真伪参半的，而倘若把“纪念”仅仅理解为一种仪式，那么这样一种仪式还是具有几分真诚的，这种历史和文化感，促使我在研读和思考《讲话》以及它与延安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关联时，往往不能不意识到《讲话》的边界和核心。在我看来，对这个边界和核心问题的理解，其实是理解《讲话》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更大些说，是一把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历史走向和文化内涵的钥匙。
　　有如任何一个历史文本，《讲话》也存在一个话语边界问题。只要你认为文本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属性，那么文本就存在一个边界问题，文本的有效性是在它的边界之内发生的，真理往前哪怕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信然。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乃是因为它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也就是边界，超越了这个范围，就会变成历史对现实和未来的越位或犯界，就有可能演变成灾难。文化也是如此。一种文化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由于它因应和凝练了所处时代的需求，而能超越时空发生异样的生命的，乃在于它内在具有一些关乎生命、自然、宇宙的永恒性话题。但经典不能代替今天和明天的创造，经典还是有它生存的边界。譬如我目前栖息其间的这座城市，原本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无疑正在发生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可文化创造的激情，却在近年被不恰当地引导到了对于某类经典的复制之中，这是对于经典的误读和滥用，人们忘却的恰恰就是历史和经典的边界。由于研究的需要，我看过不少关乎《讲话》和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其中一些颇能给我以思想的启迪，感谢这些思想者，但也有一些所谓老左派、新左派和受福柯等后现代文化思想影响甚深的研究者的思考，我实在是不敢恭维的，他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正在于忘却了历史和理论的边界，忘却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存在，而自以为掌握了历史、文学和文化的真理。那么，《讲话》的边界到底在哪，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认为，《讲话》在现代中国的意义，首先不是理论思想上的，而是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和文艺政策上的，这是准确理解其历史和当代价值的前提，也即我所言的边界。
　　《讲话》的产生过程非常复杂，偶然与必然在此总是纠结于一起。说它偶然，乃是因为它的产生的最初促动，就是由于那么几个延安文人和几篇作品引发的。一个重要的文人就是鲁迅的弟子萧军。萧军在延安时期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关爱，但是他跟周扬等人的矛盾又是那样不可调和，而当萧军等人的自由批评权利受到周扬等人的压抑时，他就在毛泽东面前提出了中共中央有无文艺政策、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的话题。毛泽东坦率地说，整天忙着打仗，哪有什么文艺政策，但是他对文艺政策的制定当即表现了极大兴趣，进而挽留萧军等人为他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周扬曾经提到延安作家有“鲁艺”和“文抗”两派，前者主张歌颂，后者主张暴露。丁玲对此做过严厉反驳和否定，其实否定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延安文人中的派性和矛盾是自然存在的，萧军和周扬的矛盾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当然丁玲不是周扬所言文抗派的首领。再者，文艺座谈会之前，丁玲、王实味等人集中发表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一系列批评尖锐的杂文，还有那些讽刺性的漫画和吸引人们目光的“轻骑队”之类的墙报，尽管初衷都是为了帮助延安整风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也并非有违延安整风的旨意，但其在延安高级干部中所引发的不良反响，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文化现象的发生，对毛泽东有关文艺政策的关注和思考，应该说或多或少都有些触动，也有些偶然的吧。《讲话》的产生有其偶然性，但更多是必然，有其不可移易的历史逻辑性，它在毛泽东的政治文化建构和意识形态权威的形塑上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讲话》之前，其实延安并非没有党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延安当时的文化政策还是非常契合文化创造的自由天性的，但是，这个文化和文艺政策更多打上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张闻天的思想烙印，在毛泽东看来是很有些自由主义的，是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不太一致的，因而它的有在本质上就是无。理解《讲话》的产生，这也是个大的思想和历史背景。
　　思想逻辑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逻辑走向，历史本来可能是无逻辑可言的，但因为人尤其是强势话语者的介入，也就具有可供理解的几分逻辑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延安整风运动为何会向延安文艺、文化和延安文人方面延伸。历史是需要用宽容之心去加以理解的，因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存在，而对复杂之真的打捞，往往需要一种淡定、悠闲和包容的胸怀，在历史研究中泄私愤或充当愤青至多只是一种杂文家的心态，这是求得历史真相的大忌。《讲话》乃是一个关乎政治文化和文艺政策的文本，而不是仅仅基于毛泽东个人艺术和文化天性的理论思想文本。《讲话》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语境，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政策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毛泽东倡导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主要不是对于文艺问题的理论研究感兴趣，他要解决的是对文艺政策的引导和制定。因此，把《讲话》首先理解为一个带有超越时空的文艺理论文本，正是当时和后来不少宣传者、研究者或许别有用心或许无所用心的偏执，是一厢情愿，更是对《讲话》边界的越位和误读。
　　不仅《讲话》的产生是基于重新制定党的文艺政策的考量，它的发表和传播最初也是作为一个党的文艺乃至文化政策来定位的。文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这对于深谙古典诗词创作的毛泽东来说，乃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他对《讲话》的发表不能不说非常慎重。1943年10月19日，为着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毛泽东才安排胡乔木协助整理“讲话”记录稿，并根据新的情况做了一些修订和增删，同意全文在《解放日报》发表。但是，有个背景其实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是国民党在1943年9月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主张以国家与民族至上的民族文化建设为旨归，并以此压制共产党对于文艺乃至文化运动的领导。所以，《讲话》发表的时间选择，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鲁迅，更是为了反击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从正面确立共产党的文化政策。《讲话》发表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3年11月7日发布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首先明确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显然，中共中央最初是把《讲话》当做一个总的文艺政策来加以宣传和阐释的。《讲话》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左翼文化界，也是首先把它当做一个党的文艺和文化政策来传播的。这也可以说明，《讲话》的政策性是其写作和发表的最初动机和边界所在，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和思想史意义是在政策宣传中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在周扬编写《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后，《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