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中的人口革命,晚清民国节制生育史话】民国武功第一高手

　　在中国，“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人心。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口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兵力和综合国力密不可分，各朝代生育政策的主调都是鼓励多生。清代的“康乾盛世”，随之带来一个人口的大爆发。中国土地上人口总量的数字不断被刷新，似乎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多生还是少生，这是一个问题。
　　时间推至民国，西风渐入，无论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美国节制生育运动领袖桑吉尔夫人的访华，都启发着中国人从更加科学理性的角度，思考生育和民族进步的关系。但民国时局动荡，既有军阀混战,又遭外敌入侵，国民政府没有全国性的、明确的生育政策，也缺乏从上至下推广的执行力。不过，“中国人应当少生孩子”的观念已经萌芽破土，甚至在社会上引起过热议。谁是第一个在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的人？可谓众说纷纭：由马寅初向上追溯到邵力子，再到张竞生，甚至可推及晚清的汪士铎、洪亮吉。由人口观念的变迁，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百年间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一个侧面。
　　晚清最残酷的人口学说
　　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使得中国人口出现了大幅增长。据历史学家何炳棣的研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国人口由1.5亿增加到3.13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高达4.3亿。人口的急剧增长，并没有带来人口素质和农业技术的同步增长。有资料显示，1711年至1812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了92%，减少到2.19亩。
　　如此严峻的人地之争，让统治者们有所察觉。1709年，康熙曾对大学士们感叹“今京城米价甚贵”。朝堂上当场就有人回复：“盖因人民繁庶之故。”乾隆也在一条上谕中批写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官员汪辉祖，对米价涨势印象深刻，他十余岁时“米价斗九十”（每斗米九十文），而到六十多岁时，米价已涨至“三百文”。
　　洪亮吉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了他的人口论。在著作《意言》的《治平篇》、《生计篇》中，洪亮吉指出人口增长过快的重重危害。如何解决呢？他提出“天地调剂法”与“君相调剂法”，前者借助自然的力量，如水旱疾疫，后者则用发展生产等政策来减轻压力。但洪亮吉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办法最终仍无法解决人口问题，这或许来自于一个错误的估计，他过分夸大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则视三十年前增五倍焉。”三十年增长五倍人口，其实远超人类生殖能力的极限。他发表上述观点四年之后，英国人马尔萨斯才于1798年出版了《人口论》。洪亮吉作为节制生育思想最早的“本土资源”，后来被知识界发掘出来。
　　1840年后，中国外患**频仍。“人多”与“世乱”往往相联系，于是有人提出要减少人口。被称为“计划生育第一人”的汪士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汪士铎是江苏人，1859年曾入胡林翼幕，受过曾国藩的重用，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积极出谋划策。1855年到1856年间的《乙丙日记》，是他被太平军俘获期间所写，是主要议论中国人口问题的一部著作。这本日记中，他明确提出“人多则穷”、“人多致乱”的观点，认为之所以发生太平天国这样的社会动乱，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人太多。
　　汪士铎在书中针对人口问题，提出了令人瞠目的建议：一是实施晚婚，男子“定三十而娶”，女子“二十五而嫁”，“违者斩决”。当时中国农村中大多数人十五六岁就已婚嫁，他主张早婚就要杀头，无疑骇人听闻。二是提倡限制婚配和药物避孕，一家只许有一子或一女，最多两子，两女是不被准许的。对已有孩子的人家，要广施“不生育之药方”。明清时期，江浙一带堕胎药的生产销售己十分商业化了。最触目惊心的是他对女人的仇视——汪士铎推广溺婴，尤其是女婴。溺婴现象在中国民间由来已久，但汪竟然主张将其制度化：“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最后，对于违法乱纪的囚徒，汪主张用严刑峻法大量诛杀之。
　　如此酷烈的提议，给汪士铎带来了“人口屠夫”的骂名。其实汪士铎的个人生活相当悲惨，他前后娶过两任妻子，总有四子四女，其中四子一女出生不久即夭折，可见当时婴儿死亡率之高。而历经太平军之难，最后仅有一个女儿活了下来。孩子们逝后，汪士铎日夜神魂不安，悲痛万分，最后竟演变为不堪忍受的“生女之害”。而他对小自己二十一岁的续妻沈氏的厌恶,使这种感觉变本加厉。他把沈氏称为“悍妇”，夫妻整日争吵。大约考虑到自己的主张激烈极端，难为社会所容，汪士铎生前虽自认《乙丙日记》是其最珍贵的文字，但始终秘不示人。他的遗稿于1935年被史学家邓之诚所得，整理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汪士铎以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深入研究而被尊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同时也因其观点怪诞获得“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这样的称谓。
　　虽然清代统治者意识到人口问题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节制生育的政策并未被推行。清末十年修律，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刑律草案》中，视溺婴为杀人之罪，并全面禁止堕胎。不过，清王朝旋即覆灭，由此修订公布的《大清新刑律》根本未及实施。
　　陈炯明骂张竞生神经病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出，食物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由此得出人口增长有超过食物供应增长的趋势，社会将因此陷入贫困与饥饿。著作中他将中国作为因人口不断增长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一个典型例证。
　　马尔萨斯的思想大约在1880年，随西方经济学著作《富国策》的翻译而被引入中国。随后严复在《天演论》的按语中，详细地介绍了马尔萨斯的学说，马尔萨斯的观点借《天演论》所刮起的进化之风，得到了学界许多肯定的反响。梁启超、陈长衡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支持马尔萨斯的观点。
　　其中一位学者张竞生，是后来屡屡被提及的另类人物。他是同盟会会员，中华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最早在中国提出“性教育”的人。1920年，张竞生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按例他要去广州领取校长任命书，于是得见时任广东省长兼督军的陈炯明，向陈炯明当面递交条陈。条陈中，张竞生力主节育，他有感中国人漫无节制地多生人口，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违反的就要受处罚，他甚至连节育方法和节育器具都写得很清楚。陈炯明看后大为不快，他自己妻妾成群，子女众多，隐约觉得受了讽刺，对推举张的财政厅长邹鲁骂道：“这是一位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