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语言可以杀人】

　　人类在回顾20世纪自身遭遇的时候，最惨痛的莫过于战争和恶性政治了。它硬硬地从我们身边掳走了数亿条鲜活的生命：为什么当某个早晨醒来，突然发觉没有了父母、姐妹或兄弟的体温……
　　那空荡的床铺的寒冷，那噼啪的骨柴的焚烧，那可怖的空位和记忆断裂之声——数十年后，它依然那么清晰。“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站台上，一个年轻的国家常以她应有的庄严姿态为外国贵宾举行盛大欢迎式，我也经常从这个站台用返程票回家去——而他，我的兄弟就是从这儿被运往集中营的。”(伯尔)更由于那些陆续降生的孩子，在成长中的某一天，他们会迷惑地睁大眼睛：为什么我没有祖父、祖母或叔伯……是啊，那些该有的家庭成员哪里去啦?
　　在华沙、在奥斯维辛、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华盛顿、在莫斯科、在中国南京的江边……每一个走进“某某墓地”或“某某屠杀纪念馆”的人，都会被那些亡灵的阴森压迫得挺不起胸来。他们究竟怎么消失的?那些年轻的瞳孔是怎么含着惊骇、眷恋和绝望被骤然放扩的?按谁的命令被执行?
　　谁回答了这些问题?
　　它必须被回答。即使要等到下世纪的语言。
　　其实，除了枪弹、刀刺、爆炸、毒气室、焚烧炉、刑具、绞架……这些工具杀人的事实外，还有一种非物质的、从而更大规模和威力的情状：语言可以杀人!有时甚至就干脆表现为那几个常在耳边说三道四的词：比如“祖国”“自由”“保卫”“人民幸福”“民族利益”……(谁有能力和胆魄怀疑这些硕大的词呢?)有了这些天生就高尚和巍峨的盾牌，杀人放火的事就不必躲进黑夜，尽可当着阳光的面来干，亦不必惶恐和难为情什么了。
　　我们从不怀疑，语言是和文明一起的，有了它人类始祖才得以直起身，但善良者一度以为，它仅仅是帮我们表白爱情或讨论真理，而决不会被用以杀人—俨然雅典人曾深信自己的法庭只是为了维护道义。可悲的是，这个法庭所干的最有名的事竟是处死了自己的赤子，这个人即使活到今天也是最伟大的，伟大的苏格拉底。他冠绝天下的口才像一尾可怜的甲虫在500张嘴(500人陪审团)织就的蛛网前败下阵来。他只是“一个”，而对方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舌头和唾液，罪名被指控得像广场那么大：毒化青年与危害社会。
　　在我们这个世界，语言是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东西。话一出口或刚刚落笔，便会摇身一变，给说出或写下它的人带来难当的重责……它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每个词的后面都有一个世界。每个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写一篇报道，还是一首诗，都应知道，自己是在驱动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另一些人却受到致命的伤害。(伯尔)
　　蒙田说：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
　　换个说法：强劲的语言锻造事实。20世纪涌现过几代骗子演说家，他们不是语言大师，也更具撒旦的魔法，在对语言进行窥视并使其“神奇地腐烂和发光”方面，堪称另类天才。比如希特勒与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斯大林及其簧舌日丹诺夫……他们在蛊惑、谩骂、诋毁、教唆、表忠、指誓、构陷、编织谎言、煽动仇恨、指鹿为马方面显示的“才华”真是令人难忘。在纪录片《恶梦年代》中，当看到鲁道夫那因咆哮、兴奋和歇斯底里而膨胀痉挛的脸时，当看到元首臂下那排山倒海、激情难捱的游行阅兵之盛大场景(有人称为“癫狂的人肉欢宴”)时，不知你会对语言的魔力作何想?你会不会突然对“人民”“领袖”“伟大”“紧跟”这些巍峨之语感到晕眩、惶悚?你能说那飓浪托举着的——仅仅是“极少数”而非广大的德意志民众吗?
　　伯尔认为，战争中最大的敌人并非盟军而是日耳曼人自己。在《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中，他谈到纯洁的语言一旦遭恶性政治玷污所致的后果：“‘出言可以杀人’这句话，早已由虚拟变成了现实：语言确实可以杀人!而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在德国，它被用来预谋战争，煽动战争，并最终引爆了战争。
　　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置千百万人于死地。舆论机器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语言，每分钟高达400、600、800之数。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语言而遭毁灭。我只需提一个词：犹太人。到了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些词：无神论者、基督徒或共产党人、持不同政见者……在我们的政治语汇中，有些词如同施了魔法，咒语般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伯尔)
　　在德国，实施高分贝轰炸的正是这样一群呼啸的词句：生存空间——罪恶的犹太——争取日耳曼人的全球胜利——该对法国做一次总清算了……
　　语言足以把卑污之身装饰成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被打制成勋章，血衫被裁成绶带，残暴被说成“快乐的英勇”，当炮灰被称作“祖国的需要”……先是杀人，后是被杀——这被誉为“幸福的献身”。“旗帜下的愚蠢激情，礼炮持续不断的轰鸣，悼念队伍淡而无味的英雄主义。”(伯尔)在交响乐、进行曲和夹道欢呼声中，几百万日耳曼青年被蒙上褐色制服——那一刹，多少心灵披覆上了肮脏的尸布，多少青春和热忱就这样廉价地典当给了“第三帝国”。正像伯尔描述的那样，在德意志，每天都上演着“感人”情景：一边是慈祥的母亲把枪放在满脸憧憬的少年肩上：“把一切献给元首!”一边是阵亡通知书像打野食的黑鸦尖啸着踅回：“他效忠了!”
　　这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保卫?难道仅剩下广场喇叭声嘶力竭的那种“生死存亡”和“爱国主义”?难道只有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疯子有权对此阐释?遗憾的是，几近全体的日耳曼人都没有对这权力提出质疑。他们太笃信元首那斩钉截铁、充满真理气质的嗓音了：我们——神圣的日耳曼人——为保卫这神圣——必须不顾一切地……这样一个以全称代词开头的句式，几让所有德国人都享受了一次高潮快感——饿极了的虚荣心得到了精心饲养。尝过此快感就像沾上**一样可怕，渐渐，他对送**者有了依依不舍的眷恋和感恩，谁予劝阻反被视若死敌。德意志的灾难正是从人民内心的自恋开始，从接受精神贿赂——受宠若惊的那一刻开始的。
　　据说希特勒曾梦想当艺术家，连其中学老师都赞之音乐和绘画天赋。不幸的是，他爱上了语言这一行，从其开始写作起，德国的噩梦就上路了。《我的奋斗》——犹如一头癫痫的野兽在抽搐发作中的闷吼和喘息，它浑身骚热，毛孔散发毒素，渴望着践踏和杀戮……它窜荡到哪里，仇恨就弥漫到哪里，书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变作螫针，被派出去杀人了。据史家统计，《我的奋斗》：其每一个字，使125人丧生。每一页，使4700人丧生。平均每一章，使120万人丧生……(诺曼·卡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