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机制】 伦理机制

　　摘要　自从“安然”等一系列非伦理行为事件爆发后，如何干预非伦理行为就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如何抑制单个个体的非伦理行为，而对该行为可能产生的社会互动和蔓延机制缺乏系统探讨。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中，采取实验、问卷调查、案例等多种方法，对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及其机制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的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1)探讨个体初始化的非伦理行为是如何导致集体实施非伦理行为的，重点研究个体社会地位和固队工作互依性的调节作用：(2)探讨集体非伦理行为对焦点个体的影响，重点研究从众心理和道德同一性的中介机制，以及集体主义导向和传统性的调节机制；(3)探讨上述两种非伦理行为社会影响的干预策略。本研究将深入研究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机制，丰富团队环境下行为伦理的研究成果，从而为我国企业干预非伦理行为社会互动提供有效的策略和方法。
　　关键词　非伦理行为；社会互动；社会学习
　　分类号　B849：C91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安然、世界电信(WorldCom)等公司财务丑闻事件的曝光，组织及其员工的违法和非伦理行为(Unethical Behavior)已受到了全世界管理学者与实践者的广泛关注(O’Fallon & Butterfield，2005；Trevifio，Weaver，&Reynolds，2006)。并且，人们发现这些非伦理行为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形式存在的，而表现出较强的社会互动性(Ashforth&Anand，2003；Earle，Spicer，&Peter，2010)。这种社会互动性突出地表现为：一方面，当一个员工实施某种非伦理行为后，该行为会逐渐在团队中蔓延，最终导致集体非伦理行为或集体腐败，即“害群之马”现象；另一方面，当团队内大多数人都在实施非伦理行为时，其他的个体也很容易受其影响而实施相同的行为，即“近墨者黑”现象。在我国，受市场竞争压力、监管制度不完善以及各种利益的驱使，上述两种现象也屡见报端。非伦理行为的这种社会互动特征使得群体性非伦理行为或集体腐败频繁出现，对组织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帮助组织认识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过程以及进一步减少群体性非伦理行为的发生，就成为了组织行为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然而，在现有有关员工非伦理行为形成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集中于探讨个体特征(Jones，1991；Borkowski&Ugras，1998；金杨华，吕福新，2008)、组织(团队)因素(Mayer,Kuenzi，Greenbaum，Bardes，&Salvador，2009；刘文彬，井润田，2010)和伦理问题特征(Nill&Schibrowsky，2005)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但对于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过程研究得较少。社会互动捕述了人们对他人采取社会行动和对方作出反应性行动的过程(章志光，金盛华，2008)。那么，团队内非伦理行为是否会存在社会互动效应呢?如果有，这种互动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呢?非伦理行为中的“害群之马”和“近墨者黑”两种现象发生的背后机制是什么?如何对它们进行干预呢?等等。显然，目前的研究还无法对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
　　鉴于上述现实和理论现状，本研究拟对“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社会互动”这个主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探讨，申请者将重点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体非伦理行为是否会导致集体非伦理行为?哪些因素会促使这种蔓延过程?第二，集体非伦理行为为什么会影响个体实施非伦理行为?哪些因素又会调节这种影响?第三，采取哪些干预策略可以阻碍或减缓上述两种社会影响的发生。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将充分考虑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影响作用。申请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进一步拓宽伦理研究的视野，丰富团队环境下行为伦理的研究成果，而且能全面了解团队内非伦理行为的社会互动机制，为我国企业干预非伦理行为社会互动提供有效的策略和方法。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非伦理行为是指一种由组织成员实施的、违背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Kaptein，2008；Kish-Gephart，Harrison，&Trevifio，2010；Trevifio et al.，2006，)，它包括行贿、传播谣言、撒谎等。尽管非伦理行为与工作偏差(workplacedeviance)和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workbehavior)在内容上比较接近，但后两个概念主要关注的是那些违背组织规范和利益的行为，因此一些程度轻微的工作偏差行为(如上班迟到等)显然违背了组织的规范，但却并没有违背社会所接受的规范(Robinson&Bennett，1995；Dalal，2005)。因此，判断一种行为是否为非伦理行为的标准是人们所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那么，非伦理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呢?下面我们将对非伦理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并对这些研究进行简要述评。
　　2.1
　　个体特征与非伦理行为
　　“坏苹果(bad apples)”学派的学者认为，员工的个体特征及个体差异是导致其实施非伦理行为的主要根源，这些个体特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个体的内在或心理特征，包括道德认知发展(cognitive moral development)、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控制点(10CUS of control)等。例如，Kohlberg(1969)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个体也会在道德伦理认知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当个体所处的认知阶段越高时，其对伦理问题的认识会越成熟，实施非伦理行为的可能性越小(Rest，1986)。控制点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的责任认识和定向。研究表明，当面临伦理困境时，外控的个体更容易推脱责任或寻找借口，从而更容易实施非伦理行为(Jones，1991；Kish-Gephart et al.，2010)。另外，在本土化的伦理决策和行为研究中，金杨华和吕福新(2008)发现管理者的关系取向对他们的伦理决策过程也有较大影响：第二类是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例如，许多研究都表明，男性和女性在伦理决策和行为上有显著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加内敛且更不愿意伤害他人，因此他们实施非伦理行为的可能性要明显小于男性(Borkowski&Ugras，1998；Franke，Crown，&Spake，1997)。此外，也有学者发现高学历的个体可能会接受更多的伦理培训，其实施非伦理行为的可能性也要降低(Dellaporta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