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创始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

　　李大钊和李达均为我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二人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深入研究和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和李达在分析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了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理论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使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研究二人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认知的理路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历程，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未来也不无裨益。
　　一、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探索
　　李大钊和李达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并非源于他们的主观臆断或一时的热情，而是基于对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亦即他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正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中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在困惑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在对其性质和意义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将为中国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和人民幸福的新道路。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①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②“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③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就庄严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④李大钊的这种预言和信念是对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影响力的估价，是对社会主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他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开端。而在李大钊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就更有了“强固的根据”⑤，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⑥这说明，李大钊已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此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⑦
　　而此时正在日本留学攻读数理专业的李达，也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而不得的极端苦闷中看到了光明，产生了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他“深刻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⑧李达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深刻地认识到：“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⑨而且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由唯物史观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变革而进于社会主义社会，由剩余价值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必然崩坏而达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由阶级斗争说得推知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阶级最后之敌抗形式，而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必归于消灭。”⑩这一深刻分析也显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确实达到了时代思想的高度。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学说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五四前后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大多以社会主义为旗号，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甚至曲解，所以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显得尤为必要。李大钊和李达依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对澄清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曲解，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界限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和李达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其共同之处在于对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揭示上。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新的制度”，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指出：“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现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李达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界说是：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社会共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社会主义经济的革命就是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发展产业的意思。”这里，李大钊和李达实际上就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分配方式上的基本特征，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公平的分配和发展生产力。
　　首先，生产资料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准。李大钊和李达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重要特征有深刻的认识。李大钊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组织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李达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自由组织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
　　其次，实行公平的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李大钊认为：“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也就是说“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之后，随着对社会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他又提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里，李大钊就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李达在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理解中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生产物”还不十分丰富，还不能采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所以“为奖励各人劳动计，实有按照劳动分量以分配财富之必要。”也就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