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苦恼和艺术家的逍遥】暖暖思想者的苦恼

　　一　　田中禾上世纪40年代生于河南唐河，高中时便出版过诗歌，60年代因不满大学中文教育的落后而主动退学，并立志在人间的“大学”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此后做过农民、教师，办过工厂，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了二十年后才成为专业作家。田中禾写作起步早，享有声誉却是在80年代，短篇小说《五月》的发表与获奖，使其作为一个乡村小说家初闻于世。对转型期农村深刻而富有前瞻性的把握、对人性温暖和良善本质的体味与表达，使《五月》发表后广受称赞。但田中禾后来却没有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选择了不断挑战和突破自我。从《五月》到《明天的太阳》，到《落叶溪》、《匪首》，再到《父亲和她们》、《十七岁》，田中禾的自我挑战与突破是全方位的：从乡村到城市、现实到历史，从社会历史反思到文化人格批判，从写实、白描到意识流、“笔记体”、多角度叙事——既有题材上的，又有主题、艺术和语言上的。多变的风格体现着作家倾向于冒险的个性，但有一种较为恒定的东西在他身上却似乎一直没变，那就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在《五月》等早期乡村小说里，它体现为对农民生存现实的观照和对农村出路的寻找；在《明天的太阳》等城市题材小说里，它体现为社会转型和文化冲突所造成的主体压抑和痛苦；在《落叶溪》、《匪首》中，它体现为历史重构所暗含的文化忧思和人性透视；在《父亲和她们》中，则体现为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批判性审视。
　　可以说，《十七岁》之前，田中禾小说显现出来的作家主体精神气质一直是深沉的、富于担当的，而《十七岁》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完全取材于作家的自我家族史和人生经历，以“自传”和“回忆录”的方式记述了作者的祖辈、父辈和自己一代家庭成员的生长经历，尤其对姐姐、哥哥和“我”的青春成长作了浓墨重彩的记叙。小说充满了对往事的深情回忆，回忆中灌注着作者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人世生存的苍凉而温暖、诗意又伤感的生命体验。将《父亲和她们》与《十七岁》进行对比就会看出明显的不同：前者是写“他人”，后者是写自我；前者寄寓社会担当，后者是生命诗意的挥洒与流淌；前者苍茫滞重，后者轻盈洒脱。二者的差异是鲜明的，借用前面的话来说，《父亲和她们》(及田中禾此前的创作)更看重“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十七岁》则更体现着文学言说的“自由”和“有限”。如果把田中禾《十七岁》之前的创作看做是一条连续的河流的话，那么《十七岁》便像是一次突转，但突转并非中断，它不是无迹可寻的，对田中禾来说，《十七岁》变异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种一致性。那么，这种一致性是什么?
　　二
　　新近发表的《父亲和她们》据作者说经过了“长达二十年”的思考，这说明他一直没有摆脱焦虑，也没有放弃抗拒的努力。从主体的道德自觉，到历史文化的价值寻找，田中禾企求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改变，这一次他将希望寄托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省视。小说主人公“我”的“父亲”马文昌是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典型，和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一样，“父亲”也经历了一个被改造和驯化的过程，但小说所表现的却不仅仅是“革命”对知识分子的驯化和改造，从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到抑郁苦闷的中年干部，再到老年安享荣誉和回忆的布道者、人生导师，作品表现的更是一种超出“革命”的强大的社会性外力对所有叛逆个性的改造。小说引人注目的是“娘”这一形象，父亲在爱情、事业上的每一次“出走”，都以回到“娘”的身边为终了，以致“父亲”忍不住感叹他的人生不过是在“兜圈子”。“娘”像大地般仁厚宽广，但正如作者说的：“宽容、善良、坚韧的娘，其实扮演着政治上对父亲改造的帮凶的角色。她对父亲的改造深深植根于传统观念之中，它渗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甚至我们的潜意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现代思想找不到向它进攻的突破口。”“娘”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任何生于、长于其中的人都难以逃避。因此可见，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省视其实从一开始便陷入了绝望，因为他质疑和批判的是深植于强大的文化传统的一种“现状”，在这种“现状”下，生存便意味着妥协，自由便意味着逃离或死亡。“父亲”选择了妥协和活着，邹凡作为与“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他抗争、叛逆——毋宁说他象征了“父亲”心中那个被压抑泯灭的自我，但他却被早早地安排了死亡，这更清楚地透露出作者的绝望：“独立人格，个人自由，这看似简单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国人，可以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父亲和她们》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生存处境的发现，它是对自由的绝望，更是对知识分子自身(包括作家本人)的绝望。从《五月》到《父亲和她们》，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发现，到历史文化反思，再到文化人格批判和自我批判，从中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一条由焦虑／抵抗焦虑到走向绝望的路。焦虑起源于担当，最终收获的却是绝望，这是田中禾作为知识者和思想者的苦恼，也是田中禾作为一个作家在理智与观念层面遇到的苦恼。
　　《十七岁》却似乎摆脱了这样一种苦恼，小说从内容和写法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从内容上看，它讲述的完全是个人史和成长史，“十七岁”是个特别的时间点，因为“十七岁”的生命还没有完全融入社会和历史的过程，饥荒、战争、革命、运动……历史在波澜壮阔地进行，“十七岁”的生命们却在出嫁、天亡、躲在阁楼里烤疥疮，抑或刚刚打点好离家远去的行囊，他们此后将参加革命、被打成右派、上山下乡，但在“十七岁”的时间点上，他们只有初恋、升学、离家和感伤。所以，“十七岁”的“历史”是更为私人化的历史，对“十七岁”的回望看不见家国、责任和担当，而仅仅是对昨日的一种眷念，对青春的缅怀，衬以发黄的历史底色，让人唏嘘，让人感慨。而在写法上，作者此次也似乎完全放弃了对形式和语言的一贯重视，它用的是最朴素的写实手法：人物脱胎于现实，事件遵循时间的自然流动，“第一人称”叙事者拥有实际上的全知全能。田中禾一贯重视小说的语言和形式——“讲一个有意思的、有趣的、新鲜的故事，首先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的讲法”，“讲法”往往包含了丰富的理智和意图，《十七岁》这一次却似乎是对所有智性操作的放弃，它率性而为、自由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