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困境与女性命运]草房子中因命运跌入困境的是谁

　　陈思和为严歌苓《第九个寡妇》所写的“跋语”中称其为“新历史小说”，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人传奇经历的结合”，这样的定位用之于《小姨多鹤》也是比较确切的。读《小姨多鹤》，“历史”就影影绰绰地浮动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你会不时地读到这样的语句：“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满洲’走着”、“人和车就这样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大雪里”、“毛主席在北京登上天安门宣布成立新中国的第二天”、“她只是站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一阵敬畏神灵的呆木”、“(小彭)站在一望无际的繁华绚丽的灯光里，站在漫漫的雨里和刚走出饥荒的一九六二年里”、“他坐在秋天深夜的一九六八年里，两手捧着被樱桃酒膨胀起来”、“多鹤在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正是为此大吃一惊”、“多鹤在五年半之后才又回到这座已经破败不堪的家属楼”……如此清晰的时间刻度，暗示出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作者用不断呈现的历史时间暗示了故事发生的历史场，在这里，小说和历史通过时间叙事显示历史与小说中的女性命运之间的密切联系，寓示了人生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无法摆脱的历史的力量，小说从社会历史与个体存在的关系阐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悲剧的本质。严歌苓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看来严歌苓历史情境的设置，并不是要建构历史，而是把历史作为凸显人性的环境，究竟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人性得以彰显，归结点在于人性的本质。基于这样的理解，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大多置于“极致”的环境，《小姨多鹤》一开场就是一个波澜壮阔、狼烟四起、心惊肉跳，生死存亡的“极致”的场面，这个只有十六岁的日本小女孩多鹤一出场就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她是日本在满洲的垦荒团仓皇溃逃路上留下的孤女，一个中国人家庭以七块大洋把她买去做了借腹生子的工具，并和一个有着仇恨的异族组成了一个两女一男的的特殊家庭。历史无情地把她置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从此，这个畸形的家庭就成了她生活的宇宙。一切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在此上演，折射出了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历史变迁，其中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在如此纵深的历史维度中书写女性的命运，给读者以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多面的人生启示。
　　作为设置人生“极致”环境的策略，严歌苓引入一种带有传奇、诡谲、紧张的小说叙事：“隐藏”情节模式。如《第九个寡妇》中愚昧朴拙的女主人公葡萄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而判死刑的公爹匿于红薯窖几十年；《金陵十三钗》中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旅的十三个隐藏在教堂里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小姨多鹤》也是一个“隐藏”的叙事，日本女孩多鹤隐姓埋名、虚造身份、屡次迁移，多鹤只能以朱小环的妹妹而存在。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隐藏”成了必然的选择：“世上是没有多鹤这个人的。多鹤必须隐没，才能存在。”小说中，多鹤的身份俨然成为叙事的动力。从成为张家买来的**工具，渐渐变成了小姨，同时又是张俭的情人，最后演变为妻子，这中间夹杂了与张俭原配妻子朱小环的情感对峙，还有不时浮现的民族仇恨，这个家庭是爱恨情仇聚集叠加的异构体。多鹤身份的尴尬，处境的危险，牵引着小说的叙事，搅动着读者紧张的阅读情绪。显然，“隐藏”模式是严歌苓有意设置的又一“极致”，在极致的人生境遇中，人性内敛的东西得以敞开。
　　多鹤几次死里逃生。她性格内敛、天真而又坚韧。为了生存，她忍受了屈辱和悲愤，“她这一刻恨所有人，头一个恨让自己莫名其妙怀起孩子的中国男人。”而“从小长大的代浪村”成了多鹤对于血缘、亲情、乡土、族群等不断追寻的记忆，因为“祖国也有一个代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宁静，那种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刻骨铭心的记忆让“多鹤自从离开了代浪村就总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东西。”然而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是多鹤难以规避的尴尬处境。为了卑微的生存，多鹤别无选择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命运的残酷戏弄却只能忍气吞声。血缘上的母子(女)关系无法改变，但是隐藏身份的卑微和暧昧带给儿女的屈辱感，也是深深刺在多鹤心灵创伤上的利剑。丫头编造自己的家庭背景，最终却断送了人生的前程。当小环告诉大孩二孩：“小姨是你们的生身母亲。”“两个男孩一句话也没有。他们当然知道。早就知道。早就为这个事情受尽委屈”，也许“心里对这个家暗怀怨恨”。多鹤经历的是心灵的炼狱。多鹤龌龊尴尬的生存状态，伴随着一种令人心痛的内心感受：无法逃避的困惑、被压抑的情绪，难以摆脱过去，但又无法直面现实，内心的矛盾使她在生活中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学会忍耐，坚守。小说在多鹤粗粝的生存表象和精致的心灵感觉之间构成了一种令人痛楚的张力。小说中多鹤“真纯自然，没有机心，坚守‘柔弱胜刚’的处世原则，更如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神灵‘地母’，默默地负载自然万物，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慈悲仁爱，繁衍生养，化育苍生”。这是严歌苓对文化交融人性沟通母性力量的一厢情愿而又真诚动人的期许。最终多鹤依靠自我同化与身份逾越，在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夹缝中走出了一条融合之路：“三个成年人三个孩子早就过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她的身上寄寓着东方女性古典的道德人性的理想。《小姨多鹤》中多鹤的“隐藏”身份最终却在自己儿子张铁的预言下被揭露：“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之处，就是要搞清每个人的老底。谁也别想暗藏在阴暗角落里。”这无疑是一种反讽的历史叙事，揭示了那个时代荒诞的主题。
　　小说中的另一个女性朱小环，和多鹤是一体两面的女性形象。两者一动一静、一热一冷，一多言一寡语、一认真一马虎，外在形态和精神气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女性，本质上却是东方女性特质的相通：包孕、宽容、坚忍。小环在日军的追赶中流产并失去了生育能力，感情生活中凭空多出一个“仇敌”，由最初的敌意、讽刺、嫉妒、心痛到宽容、接受，女性的包孕和宽容在面对苦难的生存中慢慢地释放其中。尤其是在得知多鹤的悲惨身世时，她极力维护这个特殊家庭，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声誉来保护多鹤和丈夫的私会，张俭落狱之后，又是她用尽办法支撑起这个濒临崩溃的家庭。最终“她觉得自己在张俭那里不光光是个老婆，她渐渐成了一个身份名目模糊的女人。好像所有女人的身份名目都糅合到一块儿，落在她身上——姐、妹、妻、母，甚至祖母”，她正是以母性的力量包孕着丈夫、入侵者多鹤和多鹤的孩子。小环信奉的是一种“凑合”的人生哲学：“她天天摊着‘凑’，笑着‘凑’，怨着‘凑’，日子就混下来了”，“对谁都亲亲热热，骂人也不减亲热劲。”“如意不如意，乐和不乐和，饭好不好吃，她都是满口‘凑合”’。她用纯粹中国式的“茹”与“亲”，感化着家里的每一个人。正是这种富有中国民间特色的“凑合”哲学，使得小环作为一个普通农妇，凭着韧性和顽强，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凶险与磨难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本身已是一个传奇，这恐怕又是严歌苓对孕育于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民间地母”的又一生动期许。小说中，严歌苓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捕捉人性柔弱而坚韧地抗拒动荡社会冷酷无情的一面，也抗拒隐伏在内心深处的虚无和痛苦，凸显身份困扰与生存的尴尬和艰难，严歌苓让两个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边缘人相互遭遇，因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观念而相互冲突，丰满感性的笔触细摩人性的丰富微妙和不可理喻，似是故意令人性的火焰去冲击文化的樊篱，去点燃心灵的隔膜。读《小姨多鹤》是一次心灵的历险与探秘。小说在缓缓叙事中，裸露出一颗颗欲从历史重创中挣扎逃离却又逃不脱历史阴霾的复杂心灵。不仅表现为纯粹个性化的女性体验史，更将家庭乃至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沉重创痛融入于个人的体验之中。严歌苓有一部小说就命名为“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常常把小说中的女性置于某种历史困境中来呈现女性命运，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部小说也可以命名为“两个女人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