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情爱及其限度] 革命与情爱

　　1950年婚姻法颁布之后，全国掀起了反对封建包办，争取婚姻自由的热潮。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文学上的关注。在建国初期以婚姻题材为主题的创作中，以马烽的《结婚》和谷峪的《新事新办》为代表，大多从对婚姻法的宣传、呼应上着手，用文学手法对人们群众行政治教育的功能。但是，也有一些描写婚外恋情的作品把思考的触角伸向婚姻的深层，从家庭婚姻的矛盾、分裂中寻求意义。其中，以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丰村的《美丽》等小说较具有典型性。这些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明显的主线，即着重体现出革命、婚姻与“情爱”交错复杂的关系，从一个侧面给我们留下了50年代婚姻的复杂图景。
　　一、“新的人物”：情爱发生的可能性
　　《我们夫妇之间》并非一篇直接表现革命年代中的情爱的小说。但这篇小说中塑造的“新人”形象以及对城市日常生活环境的描写，已经为情爱的出场做好了铺垫。不过，这显然不是萧也牧的本意。在他的检讨《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中，他这样回顾写作的缘起：
　　写《我们夫妇之间》的原来企图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但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这个人物就是小说中的张同志。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
　　而事实恰恰相反，在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作者所倾力表现的“新的人物”并不是张同志，而是处处受到批判的李克。李克是一个十分符合革命日常化的真实人物。他在城市接受教育和熏陶，在烽火中从事革命工作，当最后归来的时候，他的所言所感所为所喜，十分真切地表达了他与城市的内在关联。
　　李克的新人形象主要体现在，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他对新鲜而陌生的城市生活充满热切的向往和期待。小说的第二部分写他们进城，作者通过李克的眼睛述说他所看到的城市：“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以至于“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当然，作为“陪衬”，作者并没有在李克身上花费太多的笔墨，都是把他放在与张同志相对比的状况下进行叙述的，在几件日常琐事上，比如吃饭，抽烟，稿费事件和跳舞，都是与张同志的行为有鲜明的对比。不过，也正是在这几件事上，李克对吃饭、抽烟的讲究，对稿费的预算(买皮鞋，纸烟，看电影，吃冰淇淋)，对文娱活动(跳舞)的爱好，充分地表现出他从战争年代的革命者向建设年代的日常生活中的“城里人”的转变。也就是说，李克的“新”，并不是建立在同张同志的落后作斗争和努力改造她的行为上，而恰恰是落实在看起来似乎与这些并无多大关联的“负面”表现上，正是借助于这些“负面叙述”，李克的“新人”形象逐渐的站立起来。
　　值得关注的是，正是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面，李克同张同志的感情有了裂痕。因为他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这说明，在进城后的日常化环境中，由于种种的原因，张同志成了一个永远都走不进去的陌生人，而作为情爱产生的场所的城市日常化环境已经形成，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克和张同志之间的隔膜已经不可避免的产生。因此，他们婚姻之间出现裂痕也是自然而然了。这样，在对“新的人物”的处理上，萧也牧的写作企图和文本叙述实际上形成了一条裂隙：创作企图上力求树立的“新人”在文本中却成为“落后”的典型，作为“陪衬”人物的李克在读者面前却愈加生动起来。这也是这篇小说日后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
　　二、婚姻内外：“情爱”的发展及其限制
　　较之于《我们夫妇之间》“情爱”缺席在场的朦胧状态，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则是有意识的把“情爱”作为考察的对象。他在创作谈中明确的指出：“有好久了，我想写一篇反映夫妻生活中的道德观点、思想品德等方面的作品”，并且“要按着生活本身的样子把它再现出来”。
　　如果说在李克和张同志那里，进城后的革命日常化环境中，“情爱”的表现还相当“暧昧”，李克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还只是在内心盘旋不定，从而在一定能够程度上弱化了“情爱”的力量的话，那么，到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在“我”(技术员)和妻(团支书)之间，已经有了一个第三者的存在。“情爱”不仅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而且更指向了人物的内心。“我”通过同第三者的密切交往，达成了共同的价值取向，进而形成了将“情爱”观念转换成现实的情感基础。而在第三者加入情感博弈之后，以革命道德为价值主体的女性又将怎样守护自己岌岌可危的婚姻?
　　作为革命干部，团支书已经与刚刚进城时的张同志形象大为不同。虽然她也很质朴，在家庭生活上勤俭节约，追求政治进步，有很强的党性原则，不太讲求生活情调，但她已然走出了张同志在进城之初的陌生和不适应，融入了城市的日常生活，在新的岗位上享受生活的乐趣，并且收获了爱情的成果。这样的生活对团支书这样的革命者来说应当是美满的。但是，加丽亚的出现打破了这个世界的均衡。加丽亚是设计院的雕塑师，刚从艺术学院毕业，年轻，漂亮，有风度，富于艺术气质。加丽亚的这些特点引起了作为设计员的“我”的注意。在与加丽亚的接触交往中，爱情逐渐转移，家庭生活的危机开始出现……很明显，在《在悬崖上》中，邓友梅呈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质朴的革命干部和富有风度的艺术家。二者的最大不同在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定位。在团支书那里，她所接受的革命教育和所从事的革命事业，都塑造了她处处追求革命的进步，政治的进步，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这样来要求自己。因此，她在无形之中使自己的日常生活政治化了。而对于加丽亚来说，她的出身(父亲是音乐家，母亲是个德国人)就足以保证她能在一个充满温情、艺术气息浓厚的环境下成长，这是一个完全和革命无缘的环境，造就了她个性上的自由，放任，艺术学院的学习又赋予她艺术家的气质。她对生活的态度自然吸引周围的人的关注，但她对生活的随便又引起人们对她“轻浮”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