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浩然的青春文化心态与小说创作的纠结|青春电视剧主角浩然

　　建国初期，革命带来的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无疑令人欢欣鼓舞，中华民族展示出了青春风貌，这时期的作家也表现出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青春文化心态，“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入侵者的践踏和蹂躏之后，新中国诞生给人们带来的解放和喜悦的心情，更同样是溢于言表的一种真实”，从而使得这时期的作品呈现出“青春气韵、英雄理想、浪漫情怀”的文本特征。
　　对于这时期的一些作家来说，青春文化心态使得他们所欢呼的革命并不一定完全是基于他们对革命的理解，而可能部分或更多来自于美好、快乐人生的青春梦想。但对于浩然来说，他对革命的理解和认同与其青春人性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完全吻合的。革命的认同和真善美诉求二者无抵牾的契合，使得浩然在从事创作时自然而然把政策作为自己阐释历史现象的依据。
　　一、时代精神和人性精神的同构
　　浩然有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少年时又面临身无立锥之地的困境，解放区政府帮助他成为有房屋、有土地的户主，使得14岁的浩然绝处逢生。经历了苦难生活以及化险为夷，浩然对党的政策深信不疑，“我自己是个翻身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亲戚朋友也都是翻身农民；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给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带来了巨大利益……所以，我从心底拥护农村的每一项变革运动，从心底热爱改变着的新农村的新生活；对农村的一点一滴的新生事物，都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无论是在理性认识上还是在情感态度上，浩然都认同于当时的政治政策。“你写什么?站在什么立场和角度上观察、表现生活?是歌颂，还是暴露?……它是革命作家与非革命作家的分界线”，浩然选择了站在革命立场上永远歌颂党的政策。青年时期作家对“自我”创作道路的寻找过程，即在新生的政权体制与文艺环境中为自己确立一个合法性的位置，也推动浩然走上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为了使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走得宽敞、顺当，避免自绝自灭的命运”，浩然遵循主流文学的创作规范，自觉与当时的非主流的创作方式保持距离，“唯恐被点着名，而失去写作的权利。……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写过这类题材(中间人物)的作品”。
　　强烈的政治认同意识和激进的创作姿态促使浩然走上文学配合政策的创作道路，在真实与理想、文学性与政治性、文学规律和政治目的等关系处理上，浩然选择了后者。浩然却并不完全以“经验”作为他选择故事和挖掘故事意义的依据，他更关注如何展现符合历史本质的生活图景，注重如何更好地阐释政治意图。
　　浩然以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作为创作动机和艺术旨归，这就使得其作品带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预设的色彩。正如刘再复、林岗所指出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已发展到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无条件顺从。小说中阶级对垒的两极化进一步膨胀”，是缺乏人性和人道的“冷文学”。浩然对政治意图的强调，加强了作品的理性思考而削弱了作家的感性体验。刘再复、林岗的批评无疑击中了浩然小说的要害，但却相对忽视了浩然小说的复杂性。作者意图、文本创作在意愿和实践两方面都力图接近政治意识形态，但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借重，以及从宣传、接受效果上考虑的对可读性的追求，都使得浩然小说所呈现出的审美形态和作者的创作初衷并不完全一致，也超出了政治意识形态规限的樊篱，从而呈现多层暧昧状况。
　　二、政治、民间和人文话语的纠结
　　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旨归和意图就在于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建构现实意义秩序，阐释和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为国家的未来走向和乌托邦承诺而言诠。与周立波、柳青的创作动机不同，浩然直接挑明自己的“阶级”动机，“为了发扬这场斗争的精神，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我决心要写这本书”，“阶级”自然也就规范着作家的思维、构思和叙述。长达120多万字的三卷本《艳阳天》通过马之悦和萧长春之间行动及其后果的对比，建构起尖锐的重大矛盾；中突，并展示这些矛盾的内在因果逻辑，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金光大道》的《引子》以俯瞰的镜头叙述了旧中国农村的大灾难，随后小说讲述高大泉胼手胝足但却颗粒无收的创业历史，而随后的土改和解放则给高大泉带来新的生活希望。《金光大道》叙事伊始即展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揭示出跟随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小说开篇进一步通过富农冯少怀的炫富、中农秦富的观望、村长张金发的鼓吹、贫农集体的商讨等矛盾冲突的设置，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合法性。
　　阶级斗争单一而平面的叙述使得浩然作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神话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和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展现上，浩然小说却又无力承担，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失语的状态。在浩然小说中，我们只能发现“斗争”的动人与强大，而无法认识和体验“斗争”的酸楚；只发现“力”的快乐，而不能体验“美的悲哀”；只能看到格局的泾渭分明和斗争的短兵相接，而体会不到变化和复杂的过程。
　　在《艳阳天》中，浩然力图表现革命中国的阶级斗争，但在政治话语背后，我们依然可见传统乡土中国的家族冲突和斗争。《艳阳天》中的东山芜主要由马、韩、焦三姓组成，在区域分布上，马姓居于东山芜沟北，韩焦两姓居于沟南。马姓多是富农或富裕中农，政治上他们形成了资本主义阵营。韩焦两姓多是贫下中农，政治上他们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由此，《艳阳天》形成了家族集团和阶级阵营对应，家族斗争和阶级冲突同构的情形。小说第84—86章“捉鸡”事件无疑是这种斗争集中爆发的一个体现。焦二菊、焦淑红他们是乡村中没有权势但却不畏强权的弱者，他们的捉鸡行动反抗的是由文化、能力、财富以及宗族等资源统治的社会秩序，而马之悦则是这种社会秩序的代表。《艳阳天》以弱者的胜利完成了否定乡村旧秩序的革命，但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北方农村生活场景和家族矛盾。作者积极地展望着历史的“本质”，充满热情地想象和建构着革命后的社会图景，同时却又相当无意识地流露出他的乡村记忆和体验，保留了未被革命话语浸染的旧的乡村生活以及权力结构。
　　《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展现了民间生活图景和个体命运轨迹，打破了政治话语单一审美模式的统摄，削弱和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合法化秩序的确立提供了具体可感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