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道，何以为术 医人有术 何以医心

　　与新时期以来文学所始终面临的如何深入呈现本土生存内容的问题类似，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也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与文学创作所追求的形象呈现不同，文学批评主要是运用各种思想文化以及审美理论资源，寻找一些能和本土生存内容全面对话的批评话语范式，并通过它来评判、引导和规范文学审美形态。因此，那些以深入呈现本土生存内容为旨归的文学批评话语必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载道，即在本质上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性价值原则来同本土生存内容对话；二是何以为术，即如何让自己的思想性价值原则与具体的文学创作连接起来，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审美评判方式。这实际上是批评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论的问题，一般来说，只有两方面内容的相辅相成才有可能促使文学批评达到完美的境界。事实上，在努力呈现本土生存特征的目标下，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在批评范式建构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在促进文学主题深化以及拓展文学审美表现力方面各有其优劣得失，但由于种种原因还尚难进入二者完美结合的成熟之境。本文试图选取该阶段文学探索实践中先后出现的一些有特色的理论范式加以分析，并藉此表达自己的一些思索。
　　“道”与“术”两难的困境：
　　当下文学启蒙话语批评范式的思考
　　在新时期以来旨在呈现本土生存内容的文学批评范式里，启蒙范式首当其冲。这既是其在文学批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体现，也与其体现的“道”之正当性有关。众所周知，启蒙范式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最先采用的经典范式。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是作为现代思想启蒙的一个载体而出现的。所谓思想启蒙，就是汲取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代精神成果，来更新国人固有的国民素质。由于启蒙所承载的理性精神及由之派生的民主、科学、自由、进步、人权、平等、公正等现代知识谱系至今仍然代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最高价值，因而对于百年以来一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具有不容置疑的意义。就道的层面而言，启蒙话语范式所捍卫的核心价值无疑具有其正当性。
　　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范式曾经几经沉浮。它在五四时期曾风靡一时，后来由于救亡成了压倒一切的因素，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左”倾意识形态与战争思维的长期延续，一度销声匿迹。经过十七年以及“**”的曲折历程，进入新时期以来，历史又一次把启蒙范式推到了文学的价值选择面前。启蒙范式的再次浮出地表有特定的原因：一、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健全特别是“**”中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活，使人们痛切地感受到思想启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整个社会的发展还缺乏健全的现代思想土壤；二、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文学的意识形态工具化造成的文学价值的贫乏，也使得新时期文学寻找比政治意识形态更具有超越性和恒久性的价值支撑。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范式在帮助新时期文学摆脱图解意识形态的僵化创作模式、用理性眼光来重新审视本土社会历史文化及现实问题方面，以及在深化对人性的现代人文关怀方面，都获得巨大成绩，并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价值脊梁和根基。然而，这一理论范式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的遭遇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启蒙范式开始走向式微，反思启蒙甚至躲避启蒙逐渐成为一时风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启蒙范式所提供的价值目标已经不再具有意义了吗？事实并非如此。1990年代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固有的体制权力和新兴的市场权力共谋阶段，尽管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取得了飞速进展，但更具有主导地位的制度层面的现代性以及观念层面的现代性都远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反而派生出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分化、不同阶层之间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新问题。这本是一个最需要启蒙范式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时刻，但文学批评中的启蒙范式却迅速式微，这与其在“道”与“术”方面所面临的双重困境有关。
　　先看“道”层面的困境。“道”的层面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启蒙范式的内在理论矛盾在1990年代以后再次全面暴露，无法有效地解决新环境下的各种挑战。中国的启蒙话语范式尽管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品格铸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直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短板，并伴随着种种悖论和混乱。一方面，固然有启蒙话语理论来源方面的原因，“启蒙理论最初不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在自身的运行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而是在国家积弱、民族存亡的关头出于功利的目的被引进过来的，它所用来作为观照的西方启蒙理论本就有不同的来源，分别是相对于各自不同的现实环境和历史时期而产生的。这就使我们对启蒙理论的体认面临了诸多的错位。当启蒙被作为现阶段的任务被部分知识分子提出的时候，它在西方文化语境里，早已和新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发展出了种种不同的成分和流变，甚至发展出了它自身的否定因素”［1］；另一方面，也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其核心价值融会贯通能力方面的缺陷。五四至今，中国启蒙知识分子队伍一直缺乏将启蒙的内在逻辑系统彻底理清和融会贯通起来的整体能力。1980年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在这一旗帜下有效聚集，是因为面对集权社会给民间造成的灾难，大家尚能在一个含混的反传统体制的启蒙目标下暂时达成共识；然而到了1990年代，改革的深入带来了社会经济格局的改变、不同群体利益立场的分化，兼之所面临的文化环境的复杂，导致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无法凭借固有的启蒙知识谱系，对新出现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后现代文化现象、消费文化现象作出准确反应，造成了文学批评价值原则的进退失据。
　　再看何以载道的“术”的层面的困境。对“道”的理解层面的困境必然影响到审美方法论上的有效拓进：其一，“启蒙”的“道”，其实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现代性诉求的总纲，并非专为文学领域设置，所以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范式一开始就面临着寻找自己特殊方法进行演绎的任务。而在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原来一些由启蒙派生的普适性的文学表现法则的合法性愈来愈受到质疑。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模式为例，批判国民性本是启蒙文化视角建立起来的一种在长时间内具有普适性的文学主题准则，直到新时期以来它依然是启蒙批评的一种主要方式。它的基本思路是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是民智未开，只要对民间进行现代人格改造，自然会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文学要积极服务于这一主题。这一主题模式本来就含有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功利目的决定了它以政治文化伦理层面的一些价值目标为价值诉求核心，而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伦理层面的启蒙诉求与文学领域里现代性诉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政治文化领域的启蒙诉求的边界止于公共领域所要求的现代底线，而对公共领域之外的私人空间则无缘置喙，否则就有可能形成另外一种专制和独裁；文学的审美诉求则要求对底线之上的私人空间的全方位对接。比如在政治文化伦理层面的启蒙诉求下，鲁迅的《药》中，“当只会空喊‘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的启蒙者夏瑜被奉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时，《药》中的另一对主人公华老栓夫妇……表现出来的小人物身上才有的那种含辛茹苦的生存中的顽强挣扎的人性光辉……都被轻而易举地抹杀了”［2］。在以表层的观念普及为主的五四时期乃至1980年代社会转型初期，政治文化伦理层面的启蒙诉求成为普适性的审美原则自有其合理性；但19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文学已经到了需要彻底走出早期那种政治伦理的简单阐释，而全方面透视民间生存内容的时候，批判国民性的价值视角由于自身视角的狭窄，无法再给文学审美扩展出更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