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三个阶段|近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阶段的特征

　　近代中国残疾人事业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是有关研究尚有阙失：或将其归类于慈善事业，不能充分显示其特点；或只是对某一类具体现象进行探讨，没能展现其全貌；或认为特殊教育的发展主要不是建立在近代平等意识和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基于宗教慈悲为怀的怜悯情感和民族主义的理念。［1］本文拟将近代残疾人事业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勾勒其发展线索，论述各阶段的特征及内容。
　　1840～1911：
　　近代残疾人事业理念的传入与实践
　　近代残疾人事业由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两大部分构成。实践活动包括残疾人教育①、残疾医治和残疾人救济等三项内容。
　　最早将西方近代残疾人事业的实践传入中国的是传教士，瞽叟通文馆（1874）和登州启喑学馆（1887）的创办，表明中国的盲人和聋哑人教育的正式起步。据《1901—1920年中国***调查资料》统计，传教士在1912年之前共创办了11所残疾人学校，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这些学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专门为残疾人设置者和附属于其他机构之中者；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并逐渐发展为前者。这是因为残疾人教育在指导思想、教学管理、学生来源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特点。传教士创办残疾人学校、实施残疾人教育，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残疾人救济措施，促使残疾人走上自谋其生之路，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在残疾医治方面，传教士首先在广东、广西等麻风流行地区创办麻风收容所、麻风病院，开展预防传染活动，研究麻风病因，用大风子油等药物进行治疗。1880年，传教士在香港及广东佛山创建精神病医院，此后，各地也陆续开办了多所，对狂躁患者施以镇静药物，疗效虽不明显，但是专门医治精神疾患的医院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精神病是可以医治的希望，改变了以往多以求神拜佛和用符咒来驱邪弭患的迷信做法，对于消除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为了解决残疾人的生存问题，传教士还创办残废院收容残疾人，并在经营方式上有所创新，除了安排好残疾人的衣食住之外，还组织他们进行简单手工劳动，出卖产品，既解决了一部分经费问题，同时让残疾人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废人，也能为社会服务，增强了自信心。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残疾人事业，并没有忘记其特殊的身份和肩负的使命：通过救助残疾人来推广宗教，发展教徒。但是，在***教义中，也包含着博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这与人类的仁爱社会道德相同：同情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避免他们因冻饿而死，以维护社会安宁。而残疾人教育是近代的产物，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平等理念的基础上。因此，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也具有鲜明的近代意识，承认残疾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残疾人掌握交流手段和基本知识，让他们融入社会自食其力，能与身体健全者享有相同的待遇。由此可见，传教士创办残疾人事业的动机、目的是多元的，当然，他们主观上仍以传教为主。
　　为了发展残疾人事业，传教士发扬了不屈不饶的精神。他们通常是在踏上中国大地之后才关注到残疾人的悲惨境况的，出于慈悲怜悯，创办相关机构，缺乏充分的前期准备，必须边干边摸索。且当时社会普遍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切都是外国人骗人的把戏。面对责难，传教士不是采取回避态度，而是积极应对，组织学生走出学校巡回宣传，让世人亲眼目睹残疾人教育的成果；同时根据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的特点，主动拜访官员，宣传近代残疾人事业的理念和意义，争取理解和支持。在教学实践中，传教士也不是简单照搬国外经验，而是吸取西方盲聋哑教育之成果和经验，根据汉语特点创造出了适合不同残疾人使用的“贝利文字”、“赖恩语音手势”、“瞽手通文”、“声母韵母教学法”和“心目克明盲字”等文字与交流手段。
　　传教士在创办残疾人事业中还贯穿了奉献精神：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不惜付出金钱和精力。嘉约翰于1872年、1887年、1890 年三次提议筹建精神病院，并向两广总督张之洞申请资金支持，得到的复信却是：“总督对此事并无兴趣。”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泄气，依靠教会募捐，在广州芳村购买了近30亩土地，于1897 年创办了有30 张床位的精神病院。［2］这种奉献精神是他们能得到社会信任、获得支持的重要原因，也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19世纪末，政治家、思想家在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大背景下，也关注到了残疾人及其事业。最早从国家的层面上构筑发展残疾人事业蓝图的是太平天国的洪仁[干][王]。他提出仿照西方“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3］。将发展残疾人事业作为建国的重要内涵，欲通过社会集资由国家创办机构收养残疾人，初步具有近代残疾人事业的特色。但洪仁[干][王]的设想只是一个轮廓式的构图，缺少进一步实施的计划，且教授内容限于鼓乐杂技，与近代残疾人学校教育存在本质区别。
　　稍后，政治家和思想家走出国门考察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时，也关注到了残疾人及其事业的发展。虽然实录在他们著作中的内容仅为只言片语，但由于来源于亲眼目睹，真实可信，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启发了国人的思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关心、讨论残疾人事业已不只是着眼于道德、出于同情怜悯的感情，而是基于国家统治、社会发展的立场，将其作为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国家的重要内容，萌露出关心民生的时代气息。
　　近代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远远落后西方，两者巨大的落差引起了政治家、思想家的极大关注与深思：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郑观应和康有为将根源归咎于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主张打破宗族的藩篱，将狭窄的宗族救助扩展到全社会、全国，追求公众的“大福利”，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残疾人事业模式，探讨和宣传了近代残疾人事业的理论与特征。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传统残疾人事业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残疾人保障制度的缺失、社会残疾人救助团体的阙如，宗族的残疾人救助模式弥补了国家、社会残疾人事业缺失的不足，解决了部分残疾人生存的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