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现代命运概说|庄子的现代命运

　　摘要：庄子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和现代知识分子大体相同的命运，其命运充分体现了个体精神在中国的沉浮，折射出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的跌宕起伏，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变迁和坎坷的精神历程。《庄子的现代命运》试图超越文学，而跨入大文化领域，涉及文史哲诸人文向度，涵盖的中国作家学者包括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林语堂、废名、关锋、刘小枫、汪曾祺、韩少功、阿城、阎连科、高行健等，展示了庄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思想史上的命运变迁，以此暗示个体自由独立精神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困境。
　　关键词：庄子；老子；禅宗；梭罗；个人主义；自由精神；逍遥游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4-0103-08
　　一、课题选择的历史语境
　　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为国家失败的大耻辱所煎熬，所以内心便形成一种家国情结，用夏志清的语言表达，这是“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了近代中国文学发生一大“偏执”现象，那就是文学艺术只有家国空间，而缺少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空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也有爱国内容，但从文化核心精神上说，它的特点，是强调个体，突出个体。辛亥前后的启蒙者，他们的思想重心，不是侧重于个体，而是侧重于群体，即侧重于“民族——国家”这一大群体。个人不是目的，国家才是目的，如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中所言：“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①他后来更是转成国家至上主义者，认为伯伦知理的强调牺牲个体以利国家的思想在中国的语境中比卢梭的民权思想高明。②就连严复翻译穆勒的《自由论》时，也“修正”了穆勒突出个人的思想，而把个人当做服务于国家的手段。本杰明·史华慈比较了穆勒的原文和严复的译文，得出结论道：“假如说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③
　　不同于晚清民初强调“群”，五四强调的是“己”，高举的是个人主义的旗帜。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质疑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比如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就把“国家”视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偶像”：“国家是个什么？……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④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说：“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⑤五四知识分子之所以把尼采和易卜生当作旗帜，也是为了张扬个人，把个人放在先于国家的地位。如胡适就提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⑥周作人在《人与文学》中，明确地提出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不是“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⑦他坚决反对国家偶像，认为现代中国“最需要的爱国心应该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国家主义的，——为了自己故而爱国，非为国家故而爱国”。⑧当时创作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提出两个基本口号，一个是为自我而艺术，一个是为艺术而艺术。郭沫若写的《天狗》和《凤凰涅槃》都把自我放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社会危机并未解除，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在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五四新文化的先锋们纷纷感到继续张扬自我、突出个体已不合时宜。1925年创造社主将郭沫若公开宣布：“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内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从前是尊重个性、信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⑨基于这种认识，左翼作家们纷纷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把文学当作服务于政治的工具。二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革命文学”，意味着阶级意识的觉醒，在此意识之下，人被定义成有阶级性的人，被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人的观念越来越没有生存的空间，就连倡导“革命加恋爱”的蒋光慈也因为涉及“个人”的“小资产阶级观念”而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和鲁迅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激烈批判说明个体意识已无立足之所。到了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个人主义”更是成了必须清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后，随着经济的国有化，个体心灵也被国有化，自我意识和个体自由几乎被全面消灭。
　　直到八十年代，个人意识才重新回归。“人”、“人性”、“自我”、“主体性”这些被视为“异端”的人文话语才重新走上历史平台。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呼唤个性话语，呼唤“在文学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⑩在文学创作上，朦胧诗、寻根小说和实验小说等都脱离了政治式写作和“集体经验语言”，而找到了“个体经验语言”，逐渐回到了文学“自性”，从而与五四的思想相通相接。
　　在这种大的历史语境下，我选择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庄子的态度作为研究课题，因为庄子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和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作家大体相同的命运。在我看来，庄子精神的核心就是突出个体、张扬个性、解放自我的精神。庄子是最早把个体存在区别于群体存在的中国哲学家。李泽厚说，庄子“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问题。”{11}徐复观也指出“庄子为求得精神上之自由解放，自然而然地达到了近代之所谓艺术精神的境域。”{12}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庄子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正是中国个体存在、个体精神的命运。庄子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的起落浮沉，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变迁和坎坷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