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本质上是身份的认同 文学的身份认同：民族的还是国家的？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都体现了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而不是国家身份认同，并且海外华文文学尚未形成多个中心，它的根仍在“中国”。不可笼统断定“海外华文文学能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而应该充分考虑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在尊重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各自特征的前提下，谨慎区分哪些海外华文文学能够写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哪些不能。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4-0123-06
　　上世纪90年代初，界定“海外华文文学”概念时，人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或处理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尤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当时还就这一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①虽然当时并未达成共识，但随着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逐渐成熟，人们似乎对这一问题失去了兴趣。最近几年，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崛起，引发包括海外华文作家在内的一些人，呼吁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主流文学史。②而陈国恩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文章，以大约五千字篇幅，阐述了“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若干理由。③此前，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海外华文文学，不能当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我们只能写出我们各自所理解的华文文学史，不可能代替世界各地的同胞写他们心目中的华文文学史。”④陈教授如此肯定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先是使我讶异，继而深思其理由，颇觉有商榷的必要。兹列出我的思考，以请教于陈国恩教授和诸位方家。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国”是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而非国家身份认同
　　陈国恩教授指出，海外华文文学能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实际上却牵涉到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别主体的确定”，⑤这是很到位的认识，可惜陈教授并未就此从理论上展开论述。而且他在文章中也没有区分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
　　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是两个有区别也有联系的概念。前者依据文学活动主体的种族认同来确定文学的身份，而后者依据文学活动主体的国籍认同。当种族认同与国籍认同相同或相似时，文学的民族身份可视为国家身份。例如：大和族约占日本总数的99.9%，历史上也只有一个“日本”国，因此日本文学既是大和族的文学，也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学。当种族认同与国籍认同不同或基本不同时，不能把文学的民族身份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混为一谈。中国文学属于后一种情况。
　　首先，中国文学的“中国”，既不专指某个封建王朝，也不专指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不是文学的国家身份。“中国”一词，在清末才开始成为我们祖国作为世界上主权国家之一的简称。⑥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和形态，与现代世界的主权国家和民族观念，不可同言而语。在古代中国，尽管“中国”很早就成为一种“通称”，却罕见有哪朝哪代把它作为正式的国名，“中国”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存于在人们的思想和话语中。1902年，梁启超曾感叹，当时之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指出，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⑦事实也如此，上溯古代，从来都是直接称周、秦、汉、唐、元、宋、明、清文学，不曾有“中国文学”的说法。同样，它也不专指中华民国文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否则，中国文学何以包容古代文学？由此可见，“中国”不是中国文学的国家身份，尽管在现当代中国，人们的看法往往相反。
　　其次，中国文学的“中国”，是文学的民族身份。“中国”最早出现于《诗经》，周代以后使用较频繁。《左传·庄公三十一年》载：“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公羊传·禧公四年》亦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可以注意到，此时“中国”总是与蛮、夷、戎、狄等民族同时出现，这种有意对举的行为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一词标识的是民族身份，而非国家身份。更有力的证据，是此后用“华夏族”指称“中国”。《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载：“《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诸夏”即“华夏族”的总称，实指“中国”。周代以后，由于各民族融合的趋势加强，华夏族开始形成，人们用华夏族指称“中国”，而民族成为认同“中国”身份的依据。进入现代后，由于现代民族和国家观念形成，开始注意“中国”与华夏族之间的区别，但流传下来的对“中国”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思想，却一直没有消失。比如，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称“中国人”为“华人”，把汉语叫作“华语”，而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就叫“华文文学”。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只有中国文学的“中国”是文学的民族身份，中国文学才能够涵盖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相应地，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其中的“中国”也是文学的民族身份，而非国家身份。中国文学又称为中华民族文学，⑧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可称作中华民族现当代文学。在此意义上，我们来看“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容易明白，既然海外华文文学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那么，至少海外华文文学里面的现当代部分，应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并非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它不涉及到国家身份认同，因而陈国恩教授不必担心，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能会引发国家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
　　二、“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界定以民族语言认同为依据，而非国家主体意识
　　陈国恩教授之所以担心，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能会引发国家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主要因为他以国家身份认同作为界定“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依据。
　　关于界定“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依据，上世纪90年代有三种代表性意见：第一种是国籍说。陈贤茂认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⑨第二种是国家领土说。王晋民说：“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本土之外，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之外，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与非华人的作家，用中文反映华人与非华人心态和生活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亚洲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非洲华文文学等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⑩第三种是华文说。1986年前，尽管我国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已有近二十年历史，却长期把它归入“港台文学”“台港文学”。1986年国内多所大学在深圳举办第三届“台港文学讨论会”。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的陈幼石教授对研讨会原来的名称提出质疑，会议遂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讨论会”，从此，“海外华文文学”得以命名。现在重述这段“海外华文文学”命名历史，是想强调两点：（一）这个概念“在大陆学界的兴起和命名，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台港文学这一‘引桥’引发出来的，后来作为一个新的文学领域，进人学界的研究视野。”{11}也就是说，“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是从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一部分的台港文学中独立出来的。（二）这个概念最后确定以华文作为界定标准，是学术界放弃国籍说、国家领土说的结果。由此我们注意到产生这一概念的“三重”背景：一是海外华文文学背景，二是以台港文学为“引桥”的学术背景，三是中国大陆文学及其学术背景。这“三重”背景对“海外华文文学”产生制约作用，不能抛开它们谈“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形成。我们据此来看1986年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概念的界定，以华文而不是其它作为界定的标准，是慎重考虑的结果。这种考虑，便是放弃国籍说、国家领土说对国家身份的认同，选择华文说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凸显。定居新加坡的华裔诗人陈松沾认为：“华文，就像世界其他优越的语言文字一样，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结晶，作为华族的民族特定文化形式，它代表着华族的魂灵所在”。{12}选择华文，不单是因为“汉语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无形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与生活方式”，也是因为，民族语言更能体现海外华文作家的整体精神特征。海外华文作家高行健说：“当其他的外加因素都不在时，你只面对你的语言。……一个作家只对他的语言负责，……我的中国意识在哪儿呢？就在我自己身上。这就是对汉语、汉语的背景、中国文化的态度——它自然就在你身上。”{13}也许，在流动性特别明显、异域感格外强烈的海外华文作家那里，只有维系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语言，才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