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忆山东兄弟解释【日久师生成兄弟】

　　初识张存学先生的时候，正是文学格外挺健特别吃香的年代。　　存学先生的课堂，无论语言、文选还是写作，都注入了浓郁的文学元素，从而使刚步入杏坛不久的他，成了很受欢迎的教师。此时存学先生年轻帅气，英俊洒脱，一身深蓝色的确良衣裤，属于最大众最时髦的服饰，他面目白净，黑发如漆，挺胸阔步，朝气蓬勃地从校园里走过，会吸引更多女同事和他没有代课的班级的同学尤其女学生的目光。
　　现在回想，受业存学先生的两年，用充满沧桑的话说，是“浩劫之后百废待兴”的时代，我们的精神天空和物质世界一样，灰暗而冷寂，贫瘠而荒芜，存学先生的课堂固然起了拓荒的作用，撒播了知识的种子和理想的云朵，但更重要的是，他帮助我们为生命的底色涂抹了厚重的人文底色。存学先生讲古希腊，讲文艺复兴，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讲象征比兴和布局谋篇……他上课时的神情庄重而专注，遇到重要内容，总是站立在讲桌正后，目光炯炯地顾视着凝神倾听的学生，根据讲授节奏的需要，徐徐将手臂抬起，再抬起，停于肩膀之上某个地方，轻轻地顿那么三下五下，将关键语句加以重复或强调，才心安理得地进入下面的环节。当然更多情况下，他会边讲边“移步换形”的写景高手似的板书某些关键字词——存学先生的字撇是撇，捺是捺，横平竖直，点画四肢八叉，透股刚直倔强之气，一如他走路的姿态那样。透这种气质的还有他的声音，浑厚而富于磁性，高亢却有所节制。先生祖籍陇中靖远，却生于陇南草原，这两个富于特色的地方本来都有富于特色的方言，可先生坚持讲普通话，无论课内还是课外。这样做的好处至少是减少了口语中不该有的芜杂和罗嗦，况且先生的普通话在那所校园里算比较标准的了。他本来不是雄辩滔滔或巧言令色的主儿，但他善于鼓励和培养，诱导和激发，加上年龄与我们相差无几，更容易沟通接纳吧，使年轻帅气的他几乎成了同样年轻但不全都帅气的我们的偶像，从而无形中也对他的课产生了兴趣，舍得花时间和精力钻研了。
　　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对作业尤其作文的处理，他不像个别教师那样在每页适当位置以朱笔涂抹许多圈点（即流行语“可圈可点”吧），以应付迎合相关的检查评比，他费在“圈点”上的心力极其有限，但评语总是不遗余力地长而又长，或四五行，或七八行，甚至大半张作业纸，毛病或不足方面的客观评述必不可少，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姑息迁就，但更多是诱导和鼓励。他善于捕捉作业中的亮点，哪怕只是星火般的闪烁，都会被挖掘放大，以那四肢八叉的红色文字界定在纸面之上。这也便成了讲评课的依据。讲评课上，他除了分门别类分析和解决问题，还会表扬优异的同学，尤其作文，每次讲评都会“隆重”推介几个拔尖人物，或简评其长处，或选择精彩段落甚至全文朗读，我就曾经多次享受过这种殊荣，甚至被认为具备了文学创作的良好潜质，需要的只是更加勤勉和努力。可以想象，这种方式对一个年轻学生有多刺激多生猛了，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一次次的怦然心动中，我越发热衷先生的课堂了。
　　有些问题在课堂上不能完全搞透，也便斗胆找先生请教。那时社会风气不像眼下这般浮躁，许多人都见缝插针工作学习，缝补被荒唐岁月撕得破败不堪的青春年华，存学先生尤其抠门，课余极少在校园抛头露面串门娱乐，总把自己在关在那十多平方米的宿舍兼办公室里苦修内功。我找先生一般在晚上，远远望见他窗户筛出的灯光，心里又激动又忐忑，在门口小心翼翼喊几声“报告！”数秒钟的等待之后，先生即开门相迎，唤着我的名字热情让坐。融融电灯光下，他桌上总反扣着一本厚厚的书，而他倦倦的眼睛盯着我，神情还分明沉浸在那反扣桌上的书本的阅读之中。
　　已说不清多少次讨扰过潜心阅读的先生了，也说不清依赖先生解决过多少疑惑……其实刚刚从荒凉岁月里趟出的我，更像个身体羸瘦的孩子，在惶惶不安中，尽管饥肠辘辘食欲旺盛，却难以尽数吸收那新鲜而珍贵的精神营养。换句话说，我对先生讲述的内容无法全部理解，因为先生在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常常会顺手牵羊讲述一些与问题相关的知识背景，以襄助拓展视野，加深印象。但客观上，这恰如我本想吃一盘土豆丝，先生却不无偏心地给土豆丝里加炒了肉沫、木耳等我从没尝过的美，而我的胃口无法消受此类佳肴——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没跟先生聊过，先生肯定至今还蒙在鼓里吧？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次次的见面与聆听之后，我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烈，跟先生的友谊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
　　先生的居室非常简陋，一椅，一桌，一床，但简陋的床头和桌上，满堆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多年之后，先生自己在他的随笔《我的阅读史》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二十岁时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该师范学校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所老牌的师范学校。学校的图书馆藏有大量的图书，甚至有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内出版的一些图书。我在这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两年时间中共从该图书馆借阅了三百多本书。这三百多本书我大部分都认真读过。这些书包括文学、哲学、历史等。这两年的阅读是奠基性的。在这两年的阅读中，我基本上完成了截止那个时候中国对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阅读。
　　当时，我哪里会想到那些书籍对后来的先生的“奠基性”作用，我只看到一个客观表象，即先生在那两年内戴上了近视眼镜。
　　书籍之外，先生居室里最多的便是空酒瓶，那种八毛钱一斤的“绿豆”瓶或一元五一斤的“川曲”瓶，整齐地堆码在简陋的床铺下面，粗略估计不下四五十个吧，如久经沙场的将军废弃在兵库里的剑戟似的。凡熟悉存学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非常喜欢喝酒的人，猜拳敏捷，应酒痛快。先生自己也会在许多娱乐性履历的“爱好”栏目中毫不隐讳地填写：喝酒。酒是最能帮助彰显个人性情的奇妙液体。喝酒到一定程度的先生，更回归了本能的率真与可爱，在我面前不再“师道尊严”，不再“道貌岸然”了，或会因一句话横刀立马替人代杯，或会为一杯酒耍赖争论面红耳赤，好恶毕显，尽相穷形。有一次先生来我工作的小城，饭桌上照例喝了几杯，然后叫我领他去探望本城一位年长作家。时令正值初冬，天气异常清冷，先生沿途很清醒，跟我行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随心所欲聊了不少话题。我们走到中途，与行将探望的作家不期而遇。那作家挑着两筐垃圾，晃悠悠迎面而来，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不由分说跨步上前，将担子抢到自己肩头，然后几乎强制性地拖曳着担子的真正主人往垃圾场走，步履僵硬而夸张，分明像个醉汉，边走边高声大嗓与作者寒暄，引得街巷的人不约而同行注目礼，无不发出会心而善意的笑声，先生对此浑然不觉，拖曳那作家在垃圾场倒空了两只竹篾大筐，又坚持肩挑担子，醉态潇洒地向作家的家里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