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之三):中国古代玉器艺术
元代，蒙古贵族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在历史舞台的统治时间分为蒙古国和元朝前后两段。1206年，蒙古各部贵族共同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为成吉思汗，国号蒙古汗国，亦称大蒙古国，覆盖了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达贝加尔湖，南抵大青山的广袤地区。至1271年忽必烈停用蒙古国号的66年间，为蒙古国；成吉思汗即大汗位不久，为了继续开拓疆土，频繁地发动战争，主要是西征与南进，先后征服了中亚、西亚，灭了西夏，打垮了金，形成了历史上空前辽阔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
1260年，忽必烈夺取了汗位，1271年定国号“大元”。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对亚洲大陆的控制比蒙古国更为广大，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与清乾隆鼎盛时期的疆域版图相仿。1272年，又改中都(燕京，今北京)为大都。从此，元朝统治近百年，直至1368年被朱元璋所灭。
粗放洗练、大气磅礴的艺术
风格是元代玉雕的特色
元朝建立后，对汉文化的重视程度更是超过前代。忽必烈在即汗位时，即以实现“天下一家”为己任，更广泛地学习、采用中原王朝传统制度和政治经验，接收汉族礼俗，视全国为一体。元朝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继承汉族、女真族的爱玉风尚，在礼制上取金宋，远法汉唐，在舆服等制度方面广泛应用玉器，从而使元代玉器打上了宋金玉器艺术风格的印记。
忽必烈灭南宋后，搜罗江南农户30万为工匠，最后选留有技艺的十余万户，其余还放为民。又在北方征召工匠42万。被网罗的工匠称为匠户，立有专门的匠籍，子孙承袭，不得改业。元朝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从事于官办手工业生产，造成了元代官办手工业的繁荣。被元朝政府任用的大批工匠中，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代、金代玉匠。这些玉匠进入元官办手工业作坊后，继续从事玉雕业，从而使宋金琢玉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元代玉匠吸收了宋金高超的镂雕琢玉技术，同时浮雕技法被运用得出神入化，最后创造出气势大、雕琢精、装饰巧的元朝玉器新风。元代艺术的繁荣，一方面得益于大量文人和工匠参与设计及生产，另一方面与元代朝廷对玉器的重视，对于手工业加强管理不无关系。
蒙元继承宋金玉器的艺术手法，又具本民族的风格，玉器作品大气豪迈，但有的作品在工艺上不拘小节，略嫌潦草，其代表性玉器有渎山大玉海、玉押、玉带板、玉绦环、玉带钩和玉帽顶(玉炉顶)等。
一、朝廷玉器
1 渎山大王海
蒙古汗宫廷玉器的代表作渎山大玉海，应是中国玉雕史上第一件真正的巨型玉雕。以往由于受玉材及雕琢技艺的限制，中国的玉器一向以小巧玲珑著称，因而常被划入首饰、玩物类，其科学艺术及历史价值常被研究者忽视。事实上，中国玉匠一直在探索琢制大件玉器的可能性。目前能见到实物的，就是这件元代“渎山大玉海”。
此器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最大周长493厘米，膛深55厘米。玉质青白色中带黑斑点。椭圆形，内空。器体外周身浮雕波涛汹涌的海水及浮沉中的龙、螭、海马、海羊、海豚、海犀、海兔、鱼、鼠首翼鱼、鳖、海蟾、螺、蚌等13种祥瑞动物。
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己丑，渎山大玉海琢制完成。此时距蒙古国灭金已达30年，而在元灭南宋之前14年，表明玉海是由金代玉匠琢制的，依当时蒙古玉匠工艺水平，是无法琢制难度如此高、器型如此大的玉器的。玉海重约3500千克，可贮酒30余石。玉海竣工后，忽必烈下旨将其敕置广寒殿(今北京北海白塔处)。蒙古汗官办玉作始于中统二年(1261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此器成后，至元三年(1266年)成立玉匠局。此器应为蒙古汗宫廷玉器的代表作。这不能不说明蒙古统治者对玉器的重视程度(见殷志强《鉴玉甄宝》第163页)。
乾隆十年(乙丑，1745年)命以千金购买，置于承光殿前(今北京北海团成院中)。清高宗命工刻御制诗三首及序。其序曰：“……大可贮眈酒三十余石，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作菜瓮……命以千金易之，仍置承光命中。”此器虽经乾隆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及十八年四次修琢，但未伤旧貌，蒙元遗风犹存(部分引自《杨伯达论玉——八秩文选》第133页)。此渎山大玉海，是专供御宴的酒瓮。
2 玉押
元代处理公文的玉器要属玉玺及玉押。玉押具有元代玉器特色，也是中国玉器家族中的新宠儿。始于五代，但实物见于元代。据记载，元代百官，尤其是蒙古、色目人官员，多不能执笔画押，就以象牙、木刻而印之。宰相及近侍至一品官，得旨则可用玉图书押之，非特赐不能随便使用。据当时制度，一般官吏可用象牙或木押之，而玉押只有一品以上高官并由朝廷特赐方可使用，反映了元朝有严格的用玉制度。元代玉押在传世品中较为多见，例如国家文物局调拨国家博物馆的8万件中就藏有多件元代玉押。此次虽未能展出，相信不久将来很快就能与我们见面。
二、装饰玉
1 王帽顶一玉炉顶
元朝帝王及贵族爱用玉器做佩饰。蒙古王公贵人俱带大沿帽，以玉钮作顶饰。2002年河北涿州元代壁画墓中发现的玉帽顶，短柱形，多作镂空透雕状，下端有嵌宝石的金质覆莲座，与南京博物院藏的一件元末明初白玉荷塘鹭鸶帽顶下端有镀金铜莲座的配置相同。
这类玉器是帽顶装饰还是炉盖顶装饰一直有争议。2001年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随葬的玉佩、玉带饰和玉帽顶。玉帽顶上端为龙穿牡丹造型，下端嵌宝石莲瓣座。梁庄王墓还出土了几件金帽顶，上端镶嵌一粒宝石，下端为嵌宝石双层莲座。其下层莲瓣座与上述龙穿牡丹玉雕下端的嵌宝石莲瓣座造型基本相同，大小相差并不悬殊，说明二者用途应大致相同。尤其是顶端嵌橄榄型水晶珠、下端为金仰覆莲座的帽顶，和一件上端为玉镂雕云龙、下端为金质覆莲座的帽顶均出于棺床上。由此看来，这类玉雕定为帽顶较为合适。据研究，这类玉帽顶流行于元代，至明代中晚期有些文人将之用作文玩香炉的捉手，从而成为炉顶。这一见解也较为符合实际(引自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玉文化论丛2》)。还有学者认为，此类玉器其用途有二：一为炉顶，二为帽顶，皆可。南方多作熏香炉顶，北方多作御寒帽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