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_石鲁传奇(连载之二十)

　　谁感动了谁　　一九八一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生，刚刚二十岁的邓伟，利用暑假自费到西安，寻访他并不认识、但渴望一见的石鲁。然而，石鲁正病在医院里，一般不让会客。邓伟几次只能在玻璃窗外悄悄看一看他所崇敬的“病人”。到了第四次，趁石鲁中午精神稍好，邓伟终于得到医生的允许与石鲁相见了。一个弱冠之年的北京学生，远道来西安拍摄老画家，石鲁感动了，他从床上下来，让人搀扶着走到过道里照了张相。兴奋而激动的邓伟采用了不同一般的拍摄方法，将焦点对在稍远的左眼上捕捉了石鲁的特殊形象……
　　照片照成了，这是一张非常传神的照片。石鲁用颤抖的手指蘸着墨水写了“邓伟留念”，以谢年轻的寻访者。吴冠中还专为此事写了一篇小短文《谁感动了谁》。
　　谁感动了谁呢?这类事情要找一找，实在不少……
　　一九七二年，石鲁和赵望云先生正是百“帽”压顶的时候，陈伯希同志从甘肃跑来看他们。两位大画家感动了，赵望云说：“我们还被监视着，你就来看我们……”石鲁说“给你带走个纪念，画张画。画什么?我们就不讲了，心照不宣。”
　　石鲁画了挺拔的兰草，赵先生补了一块坚硬的石头。他们用画来传递着语言，上面题字道：“芝兰之宜于人也，会以高朋。”
　　一九七六年十月，徐行同志得知“四害”垮台的那天晚上，半夜三四点钟擂响了石鲁的家门，老徐语无伦次地告诉了石鲁这一天大的喜讯，石鲁先是一愣，然后就是发疯一样地喊叫起来，他笑着，他说着，他手舞足蹈着，从屋里跑到屋外，又从屋外唱进屋里，长歌当哭，一位伟大画家如注的泪水伴着歌声滚落下来的情景，真让人感动。
　　徐行这个搞工业的“粗人”，一时心潮激荡，也做诗一首。
　　诗曰：
　　晨星光洁夜路静，情满深舒步履轻。
　　花逢时雨俏为意，西行回首见启明。
　　石鲁看了这首诗，得意地说：“哈，你这家伙还会做诗?做得好!好!真好!”他大约也受了感动，马上要徐行拿纸来，老徐信手牵过一张半截宣纸，石鲁嫌小，连喊：“大的，拿大的!”老徐又重新换过一张整幅，石鲁就以徐行诗句《花逢时雨俏》为题，挥洒了饱蘸欢欣热泪而又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幅画。画罢之后的石鲁，已经是汗浸两鬓，但他仍余兴未尽，又叫拿过一张整幅，挥书写成了“春到人间”四个大字，他扔下了笔，对徐行说：“送给你，都送给你!”说完，他一屁股倒在躺椅里，动也不再动。这时，他才真是感到累了。
　　这种感人的事，石鲁生前死后都没有间断过。
　　一位远在黑龙江哈尔滨师大美术系的教师王秀成，他很早就仰慕石鲁，向往见上一面，但苦于数千里之隔，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一九八二年八月，突然传来石鲁逝世的消息，他的愿望破灭了，悲痛之余，他找到一极不清晰的石鲁照片，精心精意为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画了幅肖像，从遥远的北国边陲寄给西安石鲁家里，以表示他对亡师的赤诚哀悼。
　　谁感动了谁?
　　是石鲁的精神感动了远远相隔的王秀成，是石鲁的艺术冲击着这颗青年教师的心?反而言之，石鲁若九泉有灵，也会为王秀成的痴心所感动，遗憾的是，一杯黄土隔开了两个世界，石鲁再也无法和他交谈、讲出他的感激之情了。
　　如果要说，还有更让人感动的事。
　　有一位叫令狐彪的同志，自幼酷爱绘画，他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时，拣起了画笔，但苦于无师可投，那时正好西安美术界举办一个油画学习班，便报名参加了，十年内乱期间，美术界也被搅得乌烟瘴气，一个“造反派”头头说令狐彪是文科大学生，便把所谓“黑画家”石鲁的部分材料交给了他，并特别指着《学画录》说：“这些用文言文写的，一般人看不懂，没办法批判，你是学文科的，要帮助我们写出高水平的批判文章。”
　　对石鲁早就敬慕不已的令狐彪，看了《学画录》手稿后，深深为那精美的文笔、渊博的知识、别有天地的论述所折服，他认定这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著，便借口手稿文字不清楚、玄奥难解种种原因，拖着未写，手稿也就这样保存下来。
　　一九六八年毕业分配前夕，令狐彪卖掉了一些心爱的书籍，却将《学画录》手稿藏在他的一个小棕箱底。在近两年艰苦的“接受再教育”的劳动锻炼中，从蒲城县的盐碱滩到陕北甘泉县的山沟里，从崂山深处的山崖畔到大荔县的黄河滩，他把《学画录》手稿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一九七八年他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才向在学院执教的老师、石鲁生前的画友李琦披露此事。此后，令狐彪去西安看望正在住院的石鲁，当石鲁听说《学画录》手稿还完好地保存着的时候，连声说：“我以为《学画录》手稿早都给毁了，想不到你把它保存着，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石鲁当时还表示病愈出院后，要继续把《学画录》手稿修订完善，想不到瞬息间溘然长逝。
　　石鲁离去之后，令狐彪感到自己对《学画录》的整理核勘工作已经是义不容辞了，于是日以继夜，苦心编著，尽瘁为之，终于将《石鲁(学画录)整理校勘》一书付诸出版，这是对石鲁做了最好的悼念。
　　谁感动了谁?我自己也说不太清了。
　　乍暖还寒
　　一九七七年五月，打倒“四人帮”已经半年多了，陕西文化界中的少数几个人，仍还死死揪住石鲁不放，倒还真有点“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了。
　　“五·二三”全国美展的时候，好多老画家的作品都展出了，全国美协也准备展出石鲁的四幅作品，甚至都已经布置上厅壁，但在征求陕西意见的过程中，几位仍旧当权的负责人坚持不同意，在无可疏通的情况下，全国美协为了尊重地方的意见，只好将挂出的画又摘了下来。
　　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全国美术界许多画家的关注，石鲁的故乡四川美协的同志们，听说石鲁当时依然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声援石鲁，石鲁得到这些消息，悲喜交加，病势更为严重了。
　　石鲁倒卧床上写了封长信，托儿子石果去北京找华君武、黄胄。石果赶到北京，华君武刚去南方，黄胄也不在北京，石果便跑到北戴河，在医院找到了黄胄。黄胄时值偏瘫病住院，亚明也在那里。他们一见到信极为焦急，马上答应立即向中央有关领导反映这一情况，黄胄一再嘱咐石果带他的意见回去，让石鲁为叶帅画一幅画，另外再多画几幅，他好转交有关领导，因为北京好多年不见石鲁的画了，有必要使领导对石鲁的艺术有个了解，加速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