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叙事 面向生活的微观叙事

　　从1981年在《文学青年》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早春》算起，王手的小说创作的时间已经有30年的历史，时间可谓不短。但是王手的作品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还是新世纪的事情了。从总体上来说，逃避崇高似乎成为王手小说创作的—个基本的信条，但其精神的追求以及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确实入木三分。王手的小说具有十分复杂的先锋性、通俗性和强烈的个人性特征，从而建构了自己的幽默而感伤的人性化艺术天空。
　　一、情爱叙事与柯依娜形象的创制
　　在王手的小说创作中，情爱体裁一直是其写作重要内容。与其他作家不同，王手的情爱叙事是写情，写男女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特别是中年男人的情感需要和内心挣扎。《上海之行》是这类体裁小说发表比较早的一篇，凸显了王手小说的叙事特色。小说通过对风清扬渴望得到婚外情心理及其行动的刻画，比较精准地把握住了都市中年男人的微妙情感危机及其受到道德规范的矛盾心态。踏入中年的风清扬，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从工厂调到了机关，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周遭人桃色新闻的影响，他对于婚姻外的男女之事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他为了李慧珍踏上了去上海之行的道路，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和李慧珍有这种婚外情的发生。当然，《上海之行》对人物矛盾心理的刻画是非常深刻的，风清扬渴望得到婚外情与现实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该文的闪光之处，也是最重要的审美特色。风清扬在王手的笔下就是这样一个集矛盾于一身的人物，渴望出轨却又因现实踟蹰；表面正直利落背后也是有一般人的淫秽；给李慧珍想好不能出轨的理由最后却是自己主动断了联系。王手对风清扬这种矛盾心理的刻画把握住了中年男性的情感危机，使人读起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是王手小说的生命力所在。
　　当然，王手情爱叙事的系列小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对柯依娜形象的塑造。柯依娜与叙事者如影随形，从早期的《十五岁王手在初中》《柯依娜一个人》一直到近年来的《双莲桥》《狮身人面》《本命年短信》《在迷乱中生长》和《一段心灵史》，柯依娜一直伴随着王手的创作，但是柯依娜又不是同—个人，而是一个形象的谱系，构成了王手情爱叙事小说的一个特色。
　　相比较《上海之行》，《本命年短信》在延续王手情爱书写特质的基础上，又有了不同的风味。王手小说中当仁不让的女主人公“柯依娜”，她与乐蒙医生有着超越医生与病人关系的暧昧情愫；整篇文章描写了乐蒙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医妇科医生，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得，只能听命于一条条手机短信，这种人生的多变与复杂，拷问着乐蒙医生作为知识分子的灵魂与良知。此外，《一段心灵史》将柯依娜的形象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柯依娜”是谁这一问题在这部小说中再一次被推进到读者面前。这个看起来非常西化的名字，在我看来是寄寓作者内心对“青春萌动情感”的对象化评价。“柯依娜”是所有男人年少时的一段记忆，有关成长的悸动，有关蠢蠢欲动青春欲望的念想，有关理智与欲望纠结的禁忌。这种对青春爱恋情结的偏好和维护，使得“柯依娜”在王手小说中多次出现(如在《十五岁的王手在初中》《在迷乱中生长》《狮身人面》中)，虽然这个“柯依娜”在不同的故事中是不同的人，但她已经形成了王手小说的一种意象。有人分析说，柯依娜是“需要”，“从爱欲的方面来说，是作者的一个不老的春梦，这个梦的主调韵味，是——风情”。我愿意再推进一步，在“需要”后面，延伸的是生活的幻觉。她(他)在青春的时节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几乎代表了我们的人生理想。一旦“本我”受到“自我”(理智)或是“超我”(道德)的限制，就会形成矛盾与多重人格。“柯依娜’就是人内心的“本我”，在受到理智和道德限制下形成的一种青春萌动情结。正是这种青春萌动情节的“痛苦”折磨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也是王手小说中有关“成长”的一种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经常贯穿于王手某部小说的整体的叙事，成为王手小说具有关节点性质的纽带。
　　二、另类江湖与生活政治的微观呈现
　　江湖体裁的小说是王手创作的另外—个重点，他的江湖更具有市井的味道，江湖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市井中的一些小混混，如果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具有黑社会味道的江湖，但不具有拉帮结派的特质，而仅仅展现出了个人力量的统治。王手的江湖显然没有腥风血雨，更多地展现的是一种生活的微观政治。
　　《双莲桥》是王手江湖系列小说中写得比较有意蕴的一篇。文中的“我”是一个工厂工人，身强力壮，经常保护厂里的女工不受小混混的欺负。“我”用“钉拳”执掌了双莲桥，在双莲桥埠头做起了埠霸，收取瓜农的保护费，有一些额外的收入，还能够保护柯依娜一家。那时的“我”可以说是混得风生水起啊!“可惜好景不长。据说，从外地调过来的一个新领导，强势得不得了。”在附近的埠霸—个个都被枪毙了以后，我把“钉拳”扔进河里，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地上班去”。
　　我再到柯依娜家去的时候已经不受欢迎了，柯依娜也不愿意和我谈恋爱了。从埠头到工人前后反差之大，他确实是意想不到的，并且有一些无奈，这种无奈到了文章的结尾就成了主人公得出的结论：“如果说，双莲桥下面还是一条河，一条生意的河，一条繁荣的河，那有些人就是二层河，是暗流，极其迅猛和凶险。”时间的飞逝，双莲桥在发生着变化。“现在的双莲桥，比过去当然是热闹多了。”施占军认为：“他把不良的影子拉近长成后生活的波折过程之中，经验和精力转换为承受和迎刃而去。善意抽丝一样，慢慢变成了伤感，隐藏在强劲如其体魄的叙事的内层。”而实际上，这完全是生活政治的微观呈现。生活政治不同于传统的宏观语境中的政治话语，它与国家、民族的宏大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生活政治倡导一种关注个体生存状态的微观权利，人们在规划自己的生活中，总会与现实中各种力量发生博弈，从而达到认同自己生活方式的目的，这种博弈就会产生各种对抗、认同以及妥协等，从而形成个体的一些“微观权利”。当“我”是埠头时，我拥有了对周遭生活支配的权利，而当我失去这种权利时，生活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一种生活政治的微观呈现。
　　《做酒席上方的人是谁》是王手江湖小说中比较突出的一篇，如果说在《双莲桥》中我们看到了伤感，那么，在《做酒席上方的人是谁》中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江湖。昔日的江湖大哥龙海生，看到同是老山头的李元霸被枪毙后，决定金盆洗手，但是为了生计，龙海生又做起了托运的生意，做托运为了争生意也得打打杀杀，龙海生决定真正退出江湖。退出江湖后为了解决老婆的生计，帮助老婆开了鞋料店，无赖吕蒙欠了店里十万元钱，老婆要请黑社会去讨债，“时值今日，江湖上有了新的规矩，也有了品牌意识，寻衅滋事也文明起来了”。龙海生劝退了黑社会，运用自己的江湖法则解决了欠债问题。当然“龙海生没有真正的退出江湖，他知道江湖是退不尽的，江湖就是社会，就是人群，退出了，他就一无是处，就一事无成。江湖当然是要较量的，但已经不再是血雨腥风，而是文明的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