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城市热中的冷思考:2017廉洁自律个人总结

　　不同于以往诸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等的创建或所谓“打造”，“廉洁城市”所包含的不少内容如法制健全完备、权力结构合理等，是一个超出地方能力的目标。　　廉洁亦是生产力
　　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当中的一个新现象，是“打造”、“创建”廉洁城市的热潮开始出现。从2008年初杭州率先提出“打造‘廉洁杭州’”，到2010年深圳提出打造“廉洁城市”，到今年致力推进的“廉洁广州”、珠三角廉洁城市群建设、廉洁常德建设等，提出建设廉洁城市的地区逐步增多，并有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扩展的趋势；以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廉洁城市建设的意见》为标志，廉洁城市建设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
　　廉洁城市（地区）建设能够推进地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无疑对于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目标具有推进作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由过去不少地方的形式主义，“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就不要”，到逐步落到实处，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廉洁城市建设热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长期以来坚持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从过去注重比赛互竞优惠、打破常规甚至违法招商，发展到比赛经济发展环境，尤其是认识到廉洁亦是生产力，健全的法制与廉洁高效的政府是最优的经济发展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衣食足知荣辱，认识到没有廉洁的政府和社会，所有人的尊严、幸福无从谈起了；开放到一定程度，可以客观地看待自身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差距，不在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而在城市品位与形象等软件方面。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这确是一个好的开端。
　　难题待破
　　作为新生事物，方兴未艾的地方创新，现有的经验尚不足以对相关实践作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但是，在这一热潮方兴之初做一冷思考，或许是不无禆益的。
　　廉洁城市（地区）致力于在地区率先实现廉洁转型，学界亦有观点倡议建立“廉政特区”。而新加坡、香港廉洁转型的成功经验也常常被当作我国廉洁城市建设的榜样。但是，不同于以往诸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等的创建或所谓“打造”，“廉洁城市”所包含的不少内容如法制健全完备、权力结构合理等，是一个超出地方能力的目标。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与法律体系之下，城市或地区并无相应的权限，可以改变甚至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权力结构。在这一方面，新加坡与香港廉洁转型的经验实难具备可移植甚或可借鉴性。它们在这一方面的变革，主要是作为一个国家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体，以及独立的司法管辖区，而不是一个城市。即令深圳享有一定的特区立法权，省一级具有地方立法权和制订行政规章的权力，仍远不能与前者比拟，更遑论其它地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各个地方在廉洁城市建设上不能有所作为。
　　各地廉洁城市建设大都引入目标管理，甚至一开始即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但廉洁城市的实质性进展，尤其是最终目标是否实现，真正说来其评价并不取决于决策者与执行者，而在于生活于其中的市民以及外来人口乃至访客，同时，企业的观点也十分重要。客观的评价还可以来自第三方。如果只是地方党委、政府自我设定评价标准，很容易变成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果这样，则其结果必然是“成功”的；甚至会有假借科学之名的所谓量化评价，其结论也早已是确定的；“目标没有不胜利完成”的。
　　廉洁城市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地方创新工程。该目标往往是省市党委、政府的一项决定。“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在我国，来自党委政府的推动是最管用的，有其现实合理性和最大效用，而这也是我国反腐倡廉体制与工作机制所决定的。但我们不希望廉洁城市（地区）建设只是提出这一目标的一届党委政府的政绩工程；而在做出这一决定的领导班子换届之后不再受到重视，甚至因主要领导的升职或异动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断送在这一方面的持续努力。此外，作为创新工程，人人都希望其成功，不希望其失败，但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应对其成功的程度持合理的期待和足够的宽容，甚至要做好允许其失败的心理准备。
　　上述问题可能会随着今后的实践工作的开展以各种形式展现，未雨绸缪似有其必要。
　　两个选项
　　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成功实现由腐败到廉洁的转型，战略协同极为重要。它不仅体现在惩治与预防之间的协同，也体现在政治与社会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对于大国治理变革而言，地方与地方之间，尤其是地方与中央之间的配合更是十分重要。充分肯定地方创新的积极性，鼓励、引导地方创新之余，作好配合、协调和指导工作，防止此长彼消、各自为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时，运全身之气，成一指之功，取得局部突破；星火燎原，积小胜为大胜，在适当时机全面铺开，或许都是可能的选项。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无相应权限解决的一些问题，尤其应该予以及时解决。
　　对于地方党委和政府而言，从一开始即对自身所具备的能力与权限有一清晰的认识，从而制定合理的目标；从一开始即让市民乃至城市（地区）外评价者参与评价工作，包括让评价标准具备社会共识，评价过程有社会监督、评价结果注重社会评价，甚至以开阔的胸襟引入外部评价，既可以使整个建设可以持续进展，其进展可以客观地量度，又可以避免地方党委与政府陷入放空炮，或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大相径庭的窘境，从而引发诚信危机。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致力于机制设计，使建设成果不可逆转，增强创新的可持续性，应该是值得努力的课题。（作者为湖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