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散步600【心灵散步】

　　(1)我大哭过一次,自己也差点晕死过去。是在一九五一年,在延安拍《陕北牧歌》时,那一年十月份当时的电影局长袁牧之找我,说年底快到了,全年计划(已报国务院)生产的总数尚缺一部,可否努力一下拍一部片子。我一算时间只有两个月多一点,我还没看过剧本,不知是什么题材,袁牧之告我是孙千写的《陕北牧歌》,是根据李季的小说《王贵与李香香》改编的,那个时候我有自己的方针,只要有机会,不放过,多拍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累积创作经验。虽然时间紧迫,总归又是一次实践机会,我当即表示:“我想我可以按期限(限十二月底前交出完成片)交卷子,真正在拍摄中遇到困难,首先我肯定(预计)会有困难,我会靠摄制组全体成员(合作者)克服的。我确实是按期交了卷,但在突击工作中发生了人命的大事,未料到,我原想的计划会很顺利完成,演员是由在陕北土生土长的陕北文工团担任了全部角色(只有一个演李香香的小女孩由西安一个中学挑选的一位女生担任),外景地我们是熟悉的,我在延安生活了好多年,而且我选择的外景地点是当初我拍《劳动英雄吴满友》时的老地方,而且在我拍戏时还看到吴满友从我们拍戏现场走过,他一眼看到了我,忙把一只手掌遮住脸匆匆走过,怕我认出他来。因为在保卫延安战争中,他被国民党军俘虏送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了他,写了反共演说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广播过,因为他是个不识字的农民,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国民党处处失利的形势下,觉得留着吴满友无用场,杀了他不值,便把他放了,他不知怎么转来转去从外地又回到陕北自己的家中――延安枣园乡。共产党也没理他,没处理他
,也因为知道他是个不识字的只会种地的农民。他在国民党广播电台骂共产党不过是他被国民党利用,强迫他干的,所以也没跟他算这笔帐。他既回到家,连乡政府也不理他,就叫他在家种他的地。他看到我,既然用手掌遮住脸,我也就不便在众人前招呼他,哪知在摄制组演老太太的黎莉莉一眼认出吴满友,便喊起来:“那不是吴满友吗!”(她是在过去的照片上看过),吴满友听到黎莉莉指名喊叫加快脚步跑似的走进山沟里去了(这是个插曲)。
　　拍《陕北牧歌》真不凑巧,天下起大雨来,一连下了半个多月,外景是拍不成,大家着急也没用,闲着没事干也难过,于是我们组织起各种学习班来。喜欢学摄影的请摄影师讲课;喜欢学英语的请外语好的人讲课;还借来很多小说,喜欢读书的就看书,总算把烦人的连阴雨熬过去了。天放晴了,大家算算日子紧迫多了,每天就加快速度抢拍,有时把已经分好的镜头合并,在地位调度上把镜头连续起来拍,有时一天竟然能拍四十多个镜头。在加速抢拍中,有一个镜头是爆炸镜头,摄制组的特技师庞贵在地上挖了一个很深的圆洞,他正在把已经包扎好的黑色炸药(四两)包在放进地洞前检查一下炸药包上有一个“雷管”的拉线和另一根很长的绳子(拍摄时在很远的地方拉住)是否接牢,没料到,他用力过大,拉动了“雷管”上的拉线,他和我都蹲在地洞旁,我对特技也很觉得有意思,蹲在他身边看他操作,“雷管”被拉动
,放在庞贵身前怀中的炸药包就爆炸了。一股黑烟在一声巨响中升天,我下意识地捂住了双眼,当时我觉得自己会被那股黑烟炸瞎,但黑烟冲上天后我睁开眼睛,知道没炸到自己,但蹲在我身边的庞贵不见了。我身边的人哪里去了?我问跑来的摄制组人员(他们听到爆炸声都跑了来)“庞贵哪里去了?刚才他还蹲在我身旁!”霎时间身旁空无一人。我回忆似乎在一声巨响后有一个黑东西随着那股黑烟冲上天去,这是在我用双手蒙住眼前那一霎那的印象。大家就向四外用眼睛寻找,果然在五六百米外的一个墙根下有一堆黑物冒着烟,大家奔过去看,就是被炸药炸起抛到那里的庞贵,那正是天冷,大家都穿着棉衣(陕北十一月已很冷),他身上的棉衣还在燃烧着冒着烟,我们叫他,他头脑还清醒,说:“你们不要急,不要紧。”他哪里知道,他的两臂和两腿都已炸断,白骨由于肌肉收缩都露在外边,我们安慰他,告他马上送他到医院。他还不停的说:“没事”。我一面把手伸进他的棉衣里为他掐灭烧着的棉花,我喊着他的名字,他说:“导演你不要急,没什么……”他哪里知道自己的情况。我和照明工人用灯板(反光板)抬他去医院(来不及找担架),当我们抬他时,已无法抬他的胳膊腿,大家抱他的腰身抬放在照明板上,摄制组的人轮班抬着他往医院跑,我守在他的旁边跟着跑,我不停地告诉他快到医院了,一边不停地掐灭他身上还在燃烧冒着烟的棉袄。从拍摄地方到医院有近半里路远,我们抬着反光板跑,到了医院送进手术室,医生不允许我们在手术室内,我们都守在手术室外,我站在门外,什么都不知道了,只盼望他的手术做得顺利,但是他的手术刚做了一条腿,因为肺部受伤吐了大团的血球,便死了。我大哭,我也晕倒在地上,被抬到病房去打针抢救。我父母去世我没有哭过,庞贵的死是我看着他死的,我们抬他回到住的地方,在一个大厅里停放好,因为他的手指被炸丢了两个,我到出事地方去寻找,我找到了(食指和中指),我用橡皮膏给他接上。我守夜,我为他在一个小山头上选了墓地,请石匠为他刻了墓碑,从山脚下砌石阶直到山上墓前。后来我又去延安,我还到他的墓前看望他,给他献上一束野菊花。《陕北牧歌》在办了庞贵的丧事后接着又拍起来,按时抢拍完交了卷子。
　　我这一生很少哭,失恋,没哭过;父母去世没大哭过;没什么难事使我大哭。但我却是流泪最多的人,看戏、看电影时常感动得流泪,在剧场在座位两旁的观众时常会惊奇地看看我,我憋不住,有时会哭出声来。好多事情会让我流泪,我看到小学生在学校举手升旗我流泪,开会时奏国歌我会流泪,我易动感情、爱流泪(不是哭)。我的夫人和我一样,在家里一块看影片或电视,有时我在流泪,她也在一旁流泪。
　　我有过痛苦,那是在我看到我过去拍的片子,自己很对自己不满,常骂自己“真蠢”“真笨”,很痛苦,怕听人家说:“我看过你的片子了!”或是在公共汽车上有人在议论我自己本来就对自己作品不满的影片,我听着痛苦得很,那时人家还不认识我,我深怕人家认出我是那部片子的导演,急忙把身子转过去,可是耳朵还在听着人家的议论,痛苦得想马上跳下车去。
　　我作想了好久的一张画,怎么也画不好,画了一张撕一张,撕了一张又撕一张,痛苦得有时把画笔折断。这张画不好的画,今天不画了,明天还要画,直到画成。
　　我的初恋,痛苦过,用刀子割破手腕的皮,看着血流出来,痛苦地看着流成一个红色的手镯,不知道疼痛。
　　(2)我这个人消沉的时候很少,怎么我都会好好活着。我常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难字”。父亲不让我考航校我就绝食,上了美术学校跟父亲搞两个家,和他闹翻了我就走。没钱吃饭、上学就拉黄包车,上了剧专没钱吃饭就去食堂看哪张桌子缺人我就去坐上吃,被厨师赶出来,我也不在乎。学校要开除我,我卷铺盖就走。参加西战团的第二天开生活会,赵尚武(赵尚志的弟弟,搞音乐)批我架子大,眼睛看着天,听了我也不生气,何况又有王在江(政治干事,全国解放后是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和李劫夫(写“王二小放牛娃”的作曲)都为我说话。他们不同意赵尚武的意见,说“凌风来了的当天就上台演戏(‘放下你的鞭子’),拿来老乡的脏衣裳也不怕脏穿上就上台,他刚来入团对大家还不熟悉,不能批评他架子大。”我很简单,第二天我就主动到各组去和他们交谈、说笑(那时分戏剧组、文学组、音乐组)。在敌后太行山上农村生活战斗了五年,多么苦我都不怕,总是热情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在敌后残酷的斗争生活中,山区又缺粮、又苦,成天行军,在一个村子很少住得很久,有时住上一、二天就转移,甚至刚进村吃了一顿饭又背上背包行军。这种环境在部队中确实有开小差的,知识分子也有开小差的。有一个在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搞照像的年轻人,也参加了抗日军队,在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照像组工作,拍部队的活动
,他吃不了苦就开了小差,被捉了回来,坐了禁闭(关起来的处罚)。要是当战士的携枪开小差,捉回来就枪毙,这个搞照像的因为他没有武器,开小差时,公家的照相机他并未带走,罪情就轻了。但那时候开小差到哪里去?抗日根据地都是活动在乡村,只有跑到城市去,城市都被日军占领,就是说跑到敌占区去,抗日队伍对这种人是不原谅的。我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六年,我搞武工队,办乡艺学校,在团体(西战团和火线剧社)编剧,导演,演出中也演戏,平时行军中,到处写抗日标语,在农村墙壁上,山中大石头上画抗日宣传画,也写诗,在群众集会上朗诵诗。除搞文艺外还做战时的政教工作,收公粮,动员担架,什么工作都做,我没觉得苦。我这个人可以说没有消沉过,总是热情工作,就是在十年浩劫中(文化大革命)我挨斗挨批,被抄家,住牛棚,劳动改造,开始莫名其妙,干了几十年革命突然成了反革命了,成了黑帮了。我相信那种日子不会长,但是日子却是一年又一年,天下大乱。我每个月只给十二块钱生活费,吃咸菜窝头我并不觉得怎么样,过去吃苦多了,劳动种田我不怕,我早就会干这一行,可是十年日子不算短,眼看革命真是完蛋了?我想,他妈的除了我死了,只要我活着,我走街串巷修理桌椅板凳、焊洋铁壶(修补漏壶)也能养活自己,也能活着,叫我扫马路我也能活着,我什么都不怕。有一个时期造反派准我回家了(他们说了算,什么时候要捉你住牛棚就住),我哪有家?老婆孩子都不在一个地方(我的家早叫造反派给占了,我住在母亲家),我得按时早上去报到,由造反派监视劳动(运煤、拔草、掏粪坑…),要批斗时就揪去批斗,下午下了班可以回家了,我就跑到西四牌楼大街,一家我过去时常去修理自行车的车铺找那里的修车师傅玩。我和工人师傅早就交了朋友,他们很同情我这个导演朋友。他们总是买点猪头肉,打半斤酒和我一起喝,我也就从我那十二块钱里省出点买酒买肉(有时不买肉也买点豆腐干之类),我几乎天天去。去了先干活,车铺要修理的自行车每天都有数十辆,修车,我在行,大修小修,不论是钳工活、焊工活(电焊、气焊)我都能干,车铺的师傅挺佩服我。星期天可以不去电影厂报到,我整天都在车铺干活,和师傅们一起吃饭(他们知道我每月十二块钱,不要我掏一分钱,天天请我吃饭,而且吃得很好,有时把我请到他们家去,事先安排好家里人做好的,如吃饺子、北方薄饼(很薄的小饼卷上菜吃)。我有一次给一个顾客装配一辆电动马达的摩托车,给车铺挣十多块,实际每天我干的活为车铺挣不少钱,我全是白干,他们也不好给我钱,就每天晚饭都请客,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西四有名的“砂锅居”“同和居”两个饭庄。我当时又想,电影不干了,我到车铺去修车,我也会生活得不错。我这个知识分子可能是和别的知识分子不一样,打小离家受过苦,在剧校干舞美,拉大锯、抹油漆,练了一身本领,什么泥匠、瓦匠、钳工、焊工、木工我都能干一通。“五七”干校有个修理车间,造反派把我放在这个车间,叫我干活,我却是如鱼得水。三十年代在南京剧校管仓库(布景、服装、道具等概由我管),校中离开我不行。干校好多活离开我也不行。我做了“切菜机”、“割鸭食机”、电磨,我做的烧水壶(到县里去卖9块钱一个)、冬季火炉的烟筒、炉灶,推土车……都是我干的,所以劳改时,我比别的人自由。我在车间干活
,有时要坐大卡车回北京城去买角铁、铁管子、焊条……可以在城里住上三天两天,我干嘛成天皱着眉头?我没像别人(没劳动过的人)在受活罪,批我我就去低头听着,回到修理车间就是另一个人了。我这个人不大容易像人家痛苦起来不得活,我什么都见过,都尝过。我这个人还有个特点:我不嫉妒、我不羡慕、不眼馋、不比高低、不记仇、也不自卑、不泄气，总之，我该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我没架子，待人诚恳，我的朋友多，喜欢我的人多。文化大革命中打过我的北影厂工人，四人帮垮台后，这些人见我抬不起头，我主动招呼，过去和他握手，因为他们受蒙骗，受利用，还以为就是“革命”。干嘛记这个帐！我待人平等，不拍马屁，不溜沟子，也不趾高气扬。得了奖我不显白，《中华女儿》得了奖，作者原来对我意见很大，背后和别的作家说一些不满的坏话，得了奖第一个写文章在报上发表，我则连专门去看看得奖的奖品和奖状也不去。得奖又算什么，何况我对自己作品并不满意，有什么可自吹、自鸣得意的？几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恐怕那个奖也存不住，至今我还是没看过。
　　（3）我没有感到孤独过。我不会，我是个闲不住的人，读书、作画、搞雕刻，不拍片子也有事可做。我喜欢遐想，一个人坐在屋中也会东想西想，想想哪部电影，想想要画的一张画的构图，脑子没空白的时候。没事做时很少，光家中的布置也常常变样子，不要说哪个家具该修理了，哪里该上漆了，甚至大门外太脏邻居没人管，我就去扫扫，邮差送信和书报总该有个放书报的东西，我就动手做一个，方便了这座楼的邻人。
　　为了创作我常常独坐苦想，或一个人在房中指手划脚，有时我闭着眼，伸出手在空中画我的画（心目中的），别人看到我好笑，神经病。家人都知道我，妻子常常挥手叫家人走开，不要打扰我，这可不是孤独，我不会孤独。有时我会找妻子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听听她的意见，或我没辙时求援请妻子或朋友帮助想个辙。我不钻牛角尖，走不通时另辟途径，一般我主意多，来得快，这么不行就那么着，碰了墙就回头。“艺术的心灵永远是孤独的”这是一句名言，出自大音乐家，创作有时有苦闷，这是暂短的，过去时代一个音乐家他的乐章不被人接受、理解，甚或他死后才为人们理解，我们现在，或是在我身上没有这种情况。我拍《边城》，卖座不佳，不被人喜欢，但有一、二个大学教授、大学生来信赞美，或是要以我的片子写论文，我就很高兴，不觉孤独。在摄制组与别人合作时，我的想法不为摄影师所理解，或他不能达到我的理想，我会失望，但我要解决它，我不对付。如在上海拍《母亲》影片开头我要在大雾中拍母亲一家人逃荒，父亲挑着担子，一头筐里坐着女儿，一头筐里是锅碗，母亲背着包袱相伴着在大雾中走来。我要求在十几步之外，雾中的人被大雾遮住了，在这家人向前走来时渐渐在雾中显现出模糊的人影，越向前走越清晰，直到在镜头前让我们看清了这一家人的渺茫表情。为我的镜头想像我用铅笔画了出来，摄影师（朱静）放了烟雾，我说烟雾还太小，摄影师说拍出包准你满意。看样片，我的预计是对了，完全没达到我的理想，淡淡的雾，生活中是常常看到的，但不能完成我在这个作品上的要求。摄影师又拍，在镜头前放了烟幕，他说这次一定会使我满意。看了样片与第一次拍的变化不大，反觉得镜头前有些烟云，我要的情调根本出不来。我要求再拍，且要求烟幕由我指挥，我要特技把整个摄影棚放大烟，摄影师不高兴了，声言这个镜头我拍不了，不拍了，说完就走了，我呼唤他别走，他不理愤愤走了。怎么办？大家都傻眼了，我马上说：“听我的，咱们拍下去！”我指挥放烟，棚顶上的吊灯一道道光柱出现了，当然不行，我先决定重新布光，把灯全部打顺光，光布好，就放烟，直到我请演员后退十步后，人被大雾遮得看不见了为止。满棚的烟雾连在场的工作人员都看不清了，我排演员地位，又布演员的光，我是把着机子干的，请摄影大助理量好焦距，我把着机子拍了两条才结束了这个影片开头的第一个镜头的工作。这时大家打开摄影棚的门，往外赶烟（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心里我在嘀咕，我拍的行不行？摄影师甩手走了，我拍了，明天还要找摄影师说好话，消消他的气。若我拍得不成功，还得要求摄影师再拍，回到住室我不安，打电话请拍呆照（剧照）的和摄影大助理扯一段我拍的片子以及剧照冲冲底，虽然天已晚，希望把冲出的片子送给我看看，看了片子，摄影助理说底片不错，明天看了样片，不满意还可以再拍，我才算安心睡了觉。看印出的片子时我要求把前后拍了五次的拷贝都一起放，请摄影师一起看，谢天谢地摄影师同意了用我拍的，我向他道了歉，又道了谢。这种事我遇到不止一次，但一般是坚持实现我的想法的，但有时我在与摄影师有异议时，我认为不伤大局，也放弃自己的意见服从摄影师。也可以说在合作中常常出现矛盾，尊重别人也是我的优点。在与演员在表演上有分歧时，我常常说：“为了艺术，为了探索，互相尊重，我同意按您的想法拍一下，也请按我的设计（或要求）拍一下，然后看哪个好，你的好，我服从用你的，我的好你服从我的。”而且在看样片时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最后决定，这情况在拍《母亲》时，拍《春桃》时都有，但最后还是我胜利了，用了我的。我有一种情况，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自己认为满意的，不像有的人喜欢说自己的作品，我不但不说，常常对自己拍的片子（虽然有的戏也认为拍的较满意）上总有认为是失败的（常言道一篇文章总有败笔）。我不会原谅自己的所谓“败笔”，而且会很痛苦，悔恨自己一辈子。我常说舞台戏可以随时修改，电影不成，不满的地方拿不下来，每一部片子我都有悔恨自己的地方，我怕记者问我：“你对自己的作品喜欢哪一部？”我不回答。还有问：“你受哪一位外国导演的影响最大？”我也不回答。